前波画廊的Simon叫了外卖，在画廊院子里边吃中午饭边谈展览的事。他问了炀子望京画画小组的由来。董星开始跟Simon沟通此次展览的方案，慢慢转成了两人间的英文对话，前一天他准备了两种语言的文字提案。他们带来了一个主意，而不是作品集。“想法挺有意思的，但你们预备具体怎么做？会有些什么样的作品？”Simon更关心实际操作的细节，展览是7月底，现在已经是6月初了，时间紧张。他大约没有预计到他们准备全部做新作品，也没想到展览的方案想得如此复杂。

夏天的展期像是填空，画廊并不是常规去策划一个展览的做法，这个时间里安排一个“活泼的”、“年轻人的”展览成为一种选择，画廊并不了解望京画画小组，更不消说期待什么突破性，他们的印象大多来自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甚至传言；望京画画小组则希望做一个对自己有些意义的展览，而不仅是把作品挪进一个正经画廊，展览机会恰恰出现在小组一部分“成员”认为自身应该有所改变的时间点上。苑媛把两方联系在了一起——她是前波画廊签约的艺术家，也是望京画画小组的朋友。

炀子比小组里其他人都年长，快40岁，她在小组中的作用与其说是号召力不如说是种引力，无论是出于对她的个性还是创作方式的兴趣、欣赏，一些年轻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以不同的方式和距离出现在了她周围。炀子初认识时会让很多人觉得此人甚为奇特，无论外形、谈吐还是生活方式都很难同她的年纪联系起来，她有种小女孩般的天真做派，容易感动，听她说话往往有种事物被放大的失真效果。她不是小组的领袖人物，但却是一切关系的连接点，她的家也是小组活动的中心。

“望京画画小组”

袁奕跟炀子认识不久，但已经在她家住了一个月，他很快参与到了这次展览的讨论里，方案之一就是来自他的建议——以炀子男朋友姜军的诗为线索进行创作。姜军是个沉默的电脑工程师，平日所写的诗只在十分有限的人群中公开。以诗为线索在讨论中被抽象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遇”，对小组本身来讲又产生了“回到初始”的意义。

望京画画小组的“初始”可以追溯到2007年的一次展览，董星、炀子以及姜军参加，展览就在炀子家里举行。董星喜欢炀子博客上拍摄的自己工作所在的瑞典小学里孩子们的照片，之后他们又有了线下的联系。炀子和姜军在此之前并没有艺术实践的经验，完全是“非专业的”，而当时董星正在英国读艺术。董星鼓励、帮助炀子和姜军进行创作并且完成了一次在他当时的观念里“反艺术体制化”的小型展览。炀子也开始尝试一种依靠自我教育和凭借直觉的方式画画，她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式——将身边一些人的照片变作画面，这和她个人的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炀子的不足也正是她的画最有特点的地方，比如不会画背景而只能用颜色，比如人在画面中只能站不能坐，比如不会画手只能从照片上剪切再缝上去，这些技术上的欠缺反而让她的画有了一 种单纯和直接的特质。炀子没受过太多教育，她和世界的关系更多是通过感觉建立，她爱学习，但她的思考却常常由于视野和惯性受阻。

连续几天开会到深夜，对彼此观念的批评和纠正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迟迟才谈到具体的工作方法，而且中途出现了另外一个可能的主题——狂欢，或者说是对狂欢的思考。望京画画小组的“初始”意图是形成一种自由交流，他们自发组织过一些讨论和讲座，希望对知识和观点保持开放。这个过程中也自然地出现了在一起聚会、旅行中产生的生活层面的群体氛围和情感联系，那时他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小且紧密的团体，彼此间很熟悉。不过通过朋友介绍或者主动的参加，小组的规模变大，成员间交往和交流的模式也在发生分化。现在的望京画画小组给外界的主要印象就是狂欢和聚会，炀子家“著名”的聚会可以在豆瓣上的相册里得以体现——存在于豆瓣上的“望京画画小组”目前成员达1200多人，听说过它的人又不止于这个数字。望京画画小组在豆瓣 上有意或者无意营造出的形象不仅建立在小组讨论的话题 上,也来自其中一些成员在豆瓣上个人主页的文字和图像, 以及后面众人的回复 他们年轻,漂亮,热闹,时髦,受到 众多关注,被赞美和议论。 这种交往也表现在了一种通用的 语言模式上 一种亲昵和轻易的口气。而聚会上类似“重 现电影《水牛城66》片断”这些听上去“文艺”腔调的主题对不少年轻人来说也颇有吸引力，那是一种异于日常生活的形态，一种可以在一定人群内分享的趣味和想像。不过这些都使得在规模上扩大的小组反而变得更加私密和单一，在这样的氛围里也很难再看到态度严肃的提问和互相间的激发。

两个展览方案的态度并非彻底分裂，还是源于一个比较统一的基本想法——小组现状是有问题的，需要改变。这种改变既包括对外界印象的改变，也包括对内部实际情况的自省，既针对创作也针对生活态度和方式。以诗为线索的创作比较温和和迂回，而“狂欢”的主题更像是一个宣言，以一 种相对暴烈的方式来完成对现状的批判和舍弃，董星最为极端的一个想法是利用画廊两个展厅的空间，一个空间内充满小组成员的作品，而另一个展厅则是“已经建立起”的艺术家对狂欢“有所态度和批判性”的作品。

“有所态度和批判性”的作品是否真正存在于小组内部，这是董星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最为担心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否有足够多可以“成立”的作品，还是仅仅是一些“插画”式作品？“插画”是他现在对炀子作品的评价，也是对小组里绝大部分作品的评价。他对被他指代为“美院那帮人”的创作也不抱有任何信心。而这部分人受的是正统科班的教育和训练，不乏技术，但在他看来“缺少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这个词在讨论中被反复提及。聚会和豆瓣社区的迷人和轻浮如果是种表征，那么它更深的原因则是对于“自我” 以及对于自我同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的封闭和缺乏思考。

内部和外部

“把它 (姜军的诗) 作为动机去做一个展览一定是矫情的、无法展开或无法在公共层面上成立的。它只是一个出发点而不是核心。”董星在展览方案中写道。他清楚地意识到青年群体对“自我”关注的局限，从而在筹划展览方案时尽力去引导更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在仅有的时间和水平里甚至哪怕只是表现为作品形态的多元。而他本人虽然在整个过 程中投入了不少精力，却并不愿意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参加展览。对于自己的作品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展览空间，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他的表现都非常谨慎。艺术家这个身份之于他的意义似乎比小组内其他人更接近正统意义。

对于董星、袁奕等几个人来说，“小组是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一个群体的身份，甚至对某种方式的反感和批评也并非重点，而是回到主体并且找到表达的依据。不过小组的身份却对炀子来说构成了问题，她对这个界线模糊的“小组”怀有一种责任感，仍然希望能够带动小组内所有人“进步”，有意去重建小组的身份。

其实望京画画小组作为一个青年人群体，没有纲领，也没有集体宣言。在内部他们是松散的，时刻变动，作为个体存在并且各个不同。一群仍在成长期的青年，每个人的思想和观点都在经历变化，很多曾经认可的东西变得不再成立，“回到初始”只能说在强调一个态度，也是他们仍然能同之前的自己构成对话的原因，那些一直抱有强烈认同感的品质
认真、警觉、开放等，不能允许自己停滞于一处。而他们间的认同感和信心并不一定基于对彼此作品的看法，更多是一种感觉，通过观察和谈话得以建立。

教育背景的不同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对于炀子来说，董星代表着一种先进，他的视野更宽，思维也更加多样和活跃，甚至他的语言能力也让人羡慕。她用“迷信”来形容对董星的信任。袁奕则说他喜欢听到新的观点和理论，从西方学院教育里获得的一种理性的、严谨的思维模式，但他需要 一个消化和再次判断的过程。其实这些青年并不缺乏对周围 世界的关注，他们也在试图和这个国家的现实发生关系，而不是被外来的信息缚住手脚或是模糊视线。

在前波见Simon后的一个多礼拜，展览的事情最终被搁置了下来，望京画画小组没有拿到这个“机会”。在整个准备展览方案和同画廊交涉的过程中充满了杂乱无章和不确定——显然人人都缺少经验，只能凭借想像和猜测，惟一能够确定的是要去认真做作品的态度。这对一个青年的群体去遭遇外部世界时来说几乎是种必然，除去本身的局限性， 他们所占据的资源也并不丰厚，在面对系统和规则时，必然要面对一个成年人或者说中年人社会对青年的种种或成立或假象的预设。他们中大多方式直接，不那么社会化和有策略，由于生活经历、性格、态度等诸多原因，他们还在同周围世界的磨合过程中改变着自己的形状，变得温和或者更锐利，选择逃逸、冲撞或者改变，同时也在试图改变世界的形状。青年人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他们是动态的，尚有勇气和时间去推翻自己，很难立刻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