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善1905年出生在巴拿马，1910年回香港，自此长居香港，1995年去世，他的艺术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被广泛视为香港现代艺术的先驱。他从未接受正统的艺术训练，但早就对绘画有兴趣。初中毕业之后（在20年代算是不错的学历），他日间在律师楼任打字员，晚间作画，假期到郊外写生。除画画，他对《南华早报》上的标题字体很感兴趣，常尝试设计以自娱。他的画友王少陵当时任职于广告公司，王介绍陈为渡轮公司设计美术字体，赚取外快。20年代末，他参加过英国Press Art School的函授课程（根据教材学习，然后寄作品到英国以获得评分，本人不必远赴英国）。1935年在香港Gloucester大厦举办首次个展。

陈福善对于艺术资讯十分渴求，英语又了得，喜欢订阅大量外国艺术杂志，所以他很快接触到欧美艺术界的最新风格。在影响他的艺术家中，他特别提到苏格兰水彩画家William Russell Flint，当代艺术家中有Helen Frankenthaler及William de Kooning，以上三位艺术家跟陈福善有一共通点，即非常重视色彩。尽管陈福善十足西化，但他却从未欧游，西方现代艺术在期刊、印刷品中他看到很多，却从未看过原作。我也怀疑他对现代艺术各种风格的产生背景、文化脉络并不太关心，故此现代艺术对他的影响是间接、抽离的，这多少做成了陈福善实验各种风格时的随意性和自由度。他的画在对现代风格的表面模仿下，从深层却散发出独特的气氛。

陈福善在香港艺术界声誉极高，无人不说他是个爱玩、热心、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的人。他有优雅的、富教养的气质，他能说流利英语，社交圈子中不乏名流绅士，画友中有西画家也有国画家。他热爱电影、音乐、跳舞、派对，也喜欢上茶楼饮茶、到大排档晚饭、打麻将。

在三四十年代，他喜欢画风景写实水彩画，据称写生技巧超凡，获“水彩王”之美誉，与在加拿大学习的李秉及余本合称香港西画界的“三剑侠”。他在1934年加入以非华人为主的香港美术会，他记述了以下这件事：“（香港美术会的）月会是不公开，但也不拒绝外人参观。有位衣冠楚楚，绅士型打扮的外籍男士，经常来看画。有次月会，外籍绅士又出现会场，知道我是参展者，询问了好些绘画上的问题，大家谈得十分投契。绅士走后，会友告诉我，他就是港督郝德杰爵士。后来，郝德杰爵士叫我寄批画给他看，我寄了三十张，他选了四张，每张给报酬四十五元或五十元，我高兴不已。因为，当时徐悲鸿的画，一张大概三十五元、四十元。”1

在五十年代，他设立福善画室开班授徒，同期他任主席的“香港美术会”每星期四也会在大会堂举办画班。他在1960年成立了“华人现代艺术研究会”，他强调“华人”和“现代艺术”，明显有所寄托。除了画画外，他也著有很多画论和评论文章，出版著作涉及各个方面，例如《国画概论》（1954）、《素描的艺术》（1955）、《水彩的功课》（1959）、《英文图案美术字帖》（1961）及《二十世纪绘画的演变》（1965）等。

1962年，新香港大会堂告成立，下属“美术博物馆”（即今香港艺术馆前身）举办的首个展览，即《今日的香港艺术》。在公开招选作品中，当时已赫赫有名的陈福善竟然无任何作品入选，他所领导的“华人现代艺术研究会”成员之多数作品亦告落选。此次评选引起很多非议，其评选委员是何许人，始终没有公开，但主办代表John Warner则在展览前言中指出参选作品有“如彩色摄影者”、“英国派的水彩画”、“印象派之各画家”的，通通不录选。而早在五十年代，陈福善已开始各种现代派风格的实验，交往这次展览之作品也是抽象作品，到底评选者是否认为他的新派画模仿外国现代风格过于表面，始终无法查实。无论如何，这次风波是他艺术生涯的低潮，但同时也是一个转折点。

正好在当时，法国文化协会举办了一个法国画家Jacques Halpern的展览，陈福善看到Halpern作的单色版画，深受此技术启发。单色版画制作过程中会在纸上产生偶然的肌理、线条及构图，陈福善会根据这些线索作画。利用偶然性和无意识可以求得一种离奇的效果，画家想看到的就是光怪陆离的世界。陈福善此后作画一直使用这种方法，认为可以激发很多想像力，产生的可能性取之不竭。

陈福善最强调创作一定不能闷，他在艺术上总是不停地实验。在60年代之后，他慢慢将早年的写实及观察之能力，结合现代派中非具象的、打破规范的风格，加上单色版画制作的诱导，创出了一种“幻想绘画”。我认为陈福善一生不断进步，他晚年作品当属于整个生涯中最精彩的。

尽管他有的作品是纯粹的抽象，比起纯粹的精神性，他更强调的是艺术中能引发想像力的幻象，这种幻象在大师的如塞尚和张大千的画中可以找到。他的画有时是充满幽默感和可爱的想像，有时会出现丑陋、狰狞的人面，像是一个小市民对生活的观察，对尘世百态的拟仿。他的幻想绘画多用浓烈的原色，色彩极之夺目大胆，而风景人物也造型奇特，总是令我想到六十年代黄色潜水艇式嬉皮迷幻艺术。

如上文所及，陈福善的画中可看到各家各派的明显借鉴。诚如祈大卫教授所评：“在一幅肯定有意跟吕寿琨的《庄子》对话的作品中，陈福善使用了拼贴（他使用了一只真的蝴蝶）以及明显地援引自波洛克（Pollock）的泼色技巧。这种泼色技巧也见于陈福善的其他作品，而陈福善是以一种不理三七二十一的态度去运用它，毫不顾忌这种技巧在原有脉络中的意义。”2

对于看似是大问题的中西风格碰撞，陈福善也从不拘泥。由于早年出色的水彩画创作，陈福善被认为是一位华籍西画家，在60年代之后的作品，却有不少有使用中国画格式的创作，但内容和技法却更像西方现代派。关于这些画应该叫作西画还是国画，陈福善似乎没有多大兴趣去深究，他说只要有盖上印章便可以称为中国画，没有印章便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使用中国画的格式布局，很可能是因为与中国画画家（包括新水墨运动的重要成员等）的交往，但这个中西媒介的问题，对于陈福善根本不是问题。

姜苦乐教授将陈福善和吕寿琨二人视为“传达现代艺术意念给香港，以及厘定它们怎样可以转化至适应香港题材上的角色”3 的最高成就的艺术家。我有感这二人是研究香港现代艺术史的两条最重要的线索。与吕寿琨不同，陈福善从未开创领导一种运动，历史上也没有出现一些受其很明显影响的门生。他不像吕寿琨那样具有文化传统更新承传的大使命。事实上，陈福善不是中国传统文人，也不是西式知识分子型的艺术家，对他的影响不来自文学、哲学、政治，而是生活细节、是街道、是市民、是电视节目。

在陈福善的画中经常出现在半空漫游的鱼，令人想起八大山人，但其来源有一更明确之处：在陈福善位于湾仔区的画室不远处，有家“新亚怪鱼酒家”，专门出售“怪鱼”，酒家门外有一个大鱼缸陈列海鲜，也有一幅画上了各式各样鱼类的大壁画。其实他就是喜欢鱼，晚年他也喜欢到住处附近水族店铺看看各种趣怪的鱼类。

早年陈福善经常到郊外写生。到后来郊外写生渐渐减少，到最后他将电视视为写生的对象。他是超级电视迷，他会看电视至凌晨电视台再无节目播映，才开始画画。电视中各种影像都可能出现在他画中，这大概是为什么他的画中会离奇地出现中东人、非洲人、云南人、教皇、阿拉法特、英女皇、屈原、豹、大象。

关于艺术的精神性，陈福善没有谈得很多，他直言不认为艺术可以提升什么或者改变谁，众所周知，他也很不在乎名成利就，所以绘画只是一种让他很着迷的兴趣，本质上跟他喜欢看电视和搓麻将也并无分别。艺术对于陈福善一直是纯粹的兴趣，一种业余的、不必用之以寄托重大价值的活动，这种良好的嗜好令人精神饱满，消除烦闷，当陈福善说他喜欢艺术“就像一些人喜欢打电子游戏一样”时，他不是要贬低艺术的精神，而是要强调艺术始终应该带来快感。

无论是对于亚洲包括华人观众，还是对于欧美观众，陈福善的绘画大概都有一种奇幻、神秘的异国风味，但对于地道的香港人来说，他的绘画有一种赏心悦目但又难以言语的亲切感。陈福善画中那各种文化奇异的混杂、城市和自然风貌交错的景观，当然很能代表一种“香港性”，但也必须紧记使他的艺术那么迷人、那么奇妙的，是那不拘泥于门派来源、永远追求创新之精神，这大概更能代表香港这座离奇的小岛：她的历史短暂而特殊，她的文化没有承传也没有包袱，所以她必须也善于不断的创造。王无邪说过：“香港艺术家不可以谈革命，因为革命的目的在于清除一些重大的障碍，香港本来就什么也没有（连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也没有），因此必须建立。”4 我认为对于香港现代艺术而言，陈福善是真正建立者。

1 夏令人，《画家陈福善》，《美术家》第三十五期（1983年12月）
2 祈大卫，《迈向内在后殖民－陈福善绘画发展》，原刊于《从过渡到千禧：七人视艺自选文集》，香港艺术中心，2002年
3 姜苦乐，《香港现代主义者陈福善》，原刊于《从现实到梦幻—陈福善的艺术》，亚洲艺术文献库，2006年
4 转引自文洁华教授著，《香港绘画美学与文化身份的反思（1940-1980）》，原刊于《思行交汇点—哲学在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