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整个“小运动”的绝大部分研究（展览）工作仍是围绕着中国的当代艺术而展开的，但刘鼎、卢迎华、苏伟三位年轻研究者（策展人）并没有试图在其中发现与定义所谓的中国特殊性，而是将其纳入到全球艺术的视野里加以研究。而这一特点在展览现场是显而易见的，全球范围内的17个个案在“自我实践”的主题框架内，尽可能回避（屏蔽）当代艺术系统之外的种种干扰，每个个案的文字、实物、图片、影像无一不在讲述自身。所以，个案之间的区别看上去只在实践层面，而个案的国别以及由此生成的文化差异没有受到强调。当三位策展人努力将“自我实践”表述为一种带有普适性的自觉行为的时候，也就在意识形态上否认了与那种常见的以中国国情式表征的话语系统之间的联系，哪怕只是修辞上的相通性。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中国当代艺术在最近十年充满戏剧性的变化，关于“小运动”的研究是缺乏契机的。虽然，我们看到三位研究者也将中国的“85新潮”前后的“珠海会议”以及《他们》这本南京的地下文学刊物设定为研究的个案，但时隔20多年对它们的重新审视，却似乎是在证明“小运动”的“慢影响”的确存在。只是，这两个个案并非隶属于“当代系统”，事实上，参与其中的人表达出的是对系统构建的向往，暴露的是一种身体的欲望，与其说是自觉的，不如说是一种长期受压的自发行为。确切地说，正因为“小运动”提到的“自我实践”直接对应的是当代艺术系统本身—一种在职业维度中对个体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驯化的系统，它的作用与影响比那种直接的政治压迫要隐晦与复杂，所以，“小运动”对它的反躬自问才具备了一种当代批判性。

基于以上的判断，对于“小运动”的研究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三位研究者对此也表示过相同的观点，这个展览以及出版的同名文集，只是这一研究项目的初始阶段，他们将坚持一种“慢”的、马拉松的研究方式继续推进。而在读过“小运动”的研究文集后，你就能知道三位研究者真的还存有许多未竟的基础工作要做。

在文集中，虽然每个个案都配发了一篇独立的专业人士撰写的个案介绍。但相比那些国外的个案，撰稿人们在表述国内的个案时，常会显现出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而对国外的个案则出言谨慎，平铺直叙。由此所表现出的态度上的差异，很可能是与调研时间长短以及工作的深入度有关。三位研究者对于国内的“自我实践”的个案采用一种“群论”的方式，与实践的当事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以录像的形式在展览现场呈现，但在国外的个案旁就未能看到同样的工作记录。当然，这是可以在后续的工作中予以增补的。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小运动”的目标绝非只是在呈现“自我实践”的“自觉性”，而是将其当作研究与反思的对象，所以，对于个案的批判甚至对“小运动”本身的批判，都将有助于这一研究项目真正的走向深入。 孙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