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8月份开始，每周二晚上的“燥眠夜”已经成为了北京实验音乐现场的固定节目，并深深植根于2000年后的北京摇滚乐文化中。它的名字“燥眠夜”来自后朋克乐队P.K.14的一首歌。组织者朱文博表示: “我不仅喜欢P.K.14的音乐，还喜欢他们的态度。”因此当兵马司唱片的创始人迈克尔· 佩蒂斯请他在北京地摇滚现场“ D – 2 2 ”(如今的“小萍”) 主办一个每周系列的演出活动时，朱文博便决定以此名致敬这一北京摇滚现场重要的奠基者。

典型的“燥眠夜”充斥着后朋克、噪音摇滚、 不断重复的回授、即兴极简主义音乐以及其他的声音……这些实验音乐被分解、组合，没有固定标准。早期的燥眠夜并没有一种固定形式。由于周末通常被小有名气的独立摇滚乐队占据，最初“燥眠夜” 是为了给那些风格明显有别于“D-22”周三的“高校摇滚夜”却还无法在重要演出亮相的新乐队提供表演机会—于是，燥眠夜作为北京摇滚乐的副产品出现了。而在接下来的 五年间，它不断融合边界，并有意识地拒绝归类，如今已然成为了北京摇滚圈最不可或缺的实验性活动。

燥眠夜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平台——组织者朱文博认为开放性是燥眠夜的核心主题。在最近的一些演出中你可以看到:某著名摇滚乐手在长达一小时的表演中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吉他;受过古典音乐训练的小提琴手在尘埃中亲手摔碎她的小提琴;英国游客在用iPad演奏时激动地脱掉上衣;一个未经任何音乐训练的北京高中生在这里进行了他的首次现场表演。李青和李维斯无法被归类的二人组合则是燥眠夜的标志之一。他们最早在Carsick Cars中担任鼓手和贝斯手,也是极简后朋克摇滚乐队Snapline的创立者之一。随后,他们在“苏维埃波普”名下利用模拟合成器制造着属于自己的极简主义声音。“苏维埃波普” 风格不定，也无特定的乐器，除了一些他们自己录制的即兴磁带外并无其他曲目。他们的一些表演超越了常规且不拘泥于演奏技巧;另一些则极其无聊。尽管“苏维埃波普”的极简主义声音更契合美术馆，而非粗糙的地下酒吧，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音乐而非艺术。假如一定需要所谓的标准来形容燥眠夜现场的话，那么朱文博自己在2013年9月份某个周二的表演则最为接近—在20分钟的表演中，他独自背对着观众坐下，缓慢地用军鼓、一个拾音器和合成软件制造出噪音。

长期在每周二发生的实验噪音现场还有一个——由评论家、艺术家颜峻组织的“水陆观音”也使得北京早期实验音乐文化得以成型。2009年下半年，“燥眠夜”和“水陆观音”的演出时间发生了重合。颜峻不再组织“水陆观音”的演出之后，他也开始同年轻一辈的音乐家们探索共同的兴趣，打造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重塑“D-22”的实验噪音现场。他对“燥眠夜”自由 (疏离) 的形式表示肯定。“周二是个很好的日子，这一天的表演不会有来自主流文化的干扰: 这里没有必须吸引更多观众的压力，没有‘潮人’们的指指点点，如果表演失败也没有关系。我想我们的理念是相同的。”

失败是燥眠夜的另一个关键词:只有在观念上为不太成功的想法预留空间，这样才会被认为是实验性的。与其说燥眠夜为特定的乐队及特定类型的音乐创作准备，不如说它是各种元素之间的碰撞，使得作品渐渐成型。

然而颜峻坚决拒绝将艺术作为燥眠夜的标签,他不认为那些是音乐。终止“水陆观音”之后，这位固执的活动组织者以“密集音乐会”的名义在近几年开展了一系列被称为“即兴委员会”的演出活动，“燥眠夜”的几位核心艺术家一直是邀请名单上的常客。除了李青和李维斯以外，还有迷幻摇滚四人乐队吹万的两位成员:小提琴演奏者闫玉龙和无输入调音台反馈演奏者刘心宇。参与燥眠夜的音乐家的流动性是双向的。颜峻通过燥眠夜发掘新的噪音乐手，并将他们带到其他演出中。另一位实验音乐家,浙江出生的李剑鸿和他的搭档—笔记本抽象音乐演奏者Vavabond(韦玮)也加入了“燥眠夜”。李剑鸿和Vavabond在2011年从杭州搬至北京。随后“燥眠夜”也从2012年1月关门的“D-22”迁往位于地安门的“小萍XP”，他们也自然成为了“燥眠夜”的常客，融入进这个演出者不断流动也坚决保持开放的平台。

今年八月是“燥眠夜”的五周年纪念，他们举办了一个叫“聚会之后”的新系列活动代替喧嚣的纪念庆典。这是一个单人即兴的系列项目，并无特别主题，参加者包括朱文博、王子衡等其他六至七位“燥眠夜”的常客。在今年九月份的每场“燥眠夜”中，Vavabond都将最后一个表演，但是朱文博仍然坚持说这并非一种特殊的安排，并非驻场或声明。这类事情发生在2009年,也会发生在2014年。当我问起朱文博关于燥眠夜的未来时，他说：“我不知道。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新面孔。”

燥眠夜始终对所有人开放。(由宾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