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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一个展览像《后波普：东方遇到西方》这样让人难以判断艺术家的国籍和身份。如果不是平铺直叙的展览标题，观众很难猜到这是一个将东西方当代艺术作品并置参照的展览。

展览试图用“后波普艺术”的概念将东方（这里指大中华地区），俄罗斯和西方（英国和美国为主）的共112位艺术家创作的250件艺术作品归类和对照呈现。

波普艺术的出现是由于英国、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所处的文化语境和日益兴盛的消费主义风潮，因此具有极强的地区特征。即便展览寻找的是波普艺术鼎盛时期之后三十年间几个地区的沿用波普概念的创作共性，但由于中国、俄罗斯和英美的巨大社会形态上的差异，这样的尝试仍然是大胆和独具野心的。展览的三位联合策展人分别是来自香港的张颂仁、俄罗斯的Andrei Erofeev和美国的Marco livingstone。他们将作品归类成六个主题，栖居地（habitat）、广告和消费主义（Adv & Consumerism）、大众媒体（Mass Media）、艺术史、思想和信仰（Ideology & Religion），性和身体（Sex & the body）。

步入第一个“栖居地”展厅，观众仿佛置身于极简主义的房间。藏在展厅深处的纯黑色橡胶制马桶、占据展厅一角的纯色橱柜、展厅正中心的白色大理石作沙发，谁能想到这分别是乌克兰艺术家Vladimir Kozin， 美国艺术家Clay Ketter，以及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作品。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创作时期，将日常生活中的元素借用并重塑，制造了一个契合各自生活环境的创作语言。如果说单一色彩和日常元素是艺术家创作中的常见巧合。那么在“思想和信仰”展厅，就不得不惊叹，从作品中反映出的中国和前苏联艺术家的意识形态共识。

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缺席和艺术空白，而信息的不流通也让西方的艺术知识滞后了至少20年才传入中国。然而，艺术家对于这滞后信息的反应是激烈的，“政治波普”也应运而生。1990年代，大批中国艺术家运用西方波普的语言结合中国的政治符号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像是余友涵在9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以毛主席形象为主题的架上绘画，以及刘大鸿创作的博斯似（Bosch-like）构图的《祭坛》（Sacrificial Altar）等都在这个展览中展出，而这种表现手法也在前苏联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中有迹可寻，上世纪70年代，前苏联也开始了自己的地下波普艺术，名为Sots Art（社会主义艺术），随着80年代中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这种地下波普随之走向公众，许多艺术家开始将西方商业化的符号和前苏联的政治符号连接，像是Grisha Bruskin在1990年创作的《拿着列宁肖像的男人》（Men with Portrait of Lenin）和《拿着锤子镰刀的男人》（Man with Hammer and Sickle）都是这样的代表作品。而和中国“政治波普”的“退流行”不同的是，现在仍然有不少俄罗斯艺术家使用波普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展览中，Alexander Kosolapov在2014年创作的名为《英雄，领袖，上帝》（Hero, Leader, God）的雕塑作品，就选择了列宁、米奇老鼠和上帝的形象，刻画了三人手牵手并排前行的样子。而相较于中国和前苏联艺术家对于表达政治态度的热衷，美英艺术家鲜有运用波普语言去表达政见的作品，联合策展人Marco livingstone也在展览文本中提到这一点。

事实上，展览完全没有试图遵循艺术家创作的年代来排序，而这样无序下所形成的对比和呼应带来了更独特的视角和注解。六个主题分类也穿针引线地通过共性去帮助观众去关联不同国家艺术家的创作语境。不过，位于一楼的博物馆商店，强制性的让展览“中断”，的确有些扫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