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领域的诸多事件，包括伊斯兰国的崛起，要求我们思考冷战后的去西方化现状，以及去殖民化之后的状态。

如果需要参照点的话，1955年的万隆会议正合适。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跻身与会的29个新兴亚非国家受邀名单之中，而苏联并未受到邀请。

万隆会议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针对的是殖民主义。不过，中国是这场会议中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在组织者（苏加诺、尼赫鲁和纳赛尔）看来，中国不属于第二世界，也是第三世界。

万隆会议对后殖民主义不感兴趣。那时候，后现代性不是一个后殖民所承载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国家问题，学术界未获邀参加）。非裔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出席了会议，他对在巴黎的报纸上读到的会议宣言，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写了一本值得注意的书《色幕》（1956年），书名玩了文字游戏，把苏维埃“红幕”和参加万隆会议的“有色人种”结合起来（在开幕辞中，苏加诺称万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色人种的国际会议）。

这是一次反对殖民化的会议。但还有另一个词，虽然不太明显，但更为全面，会议期间广为流传，那就是“去西方化”。这是两类人偏爱的词：一个是穆斯林知识分子，因为伊斯兰还没有、也不可能像印度或阿尔及利亚那样被殖民。但这并不代表伊斯兰世界没有逃脱殖民主义的冲击。马来西亚思想家赛义德·穆罕默德·纳吉布·阿塔斯在其专著《伊斯兰和世俗主义》（1978年）中，有一章就是谈关于知识的去西方化，他将知识的去西方化与伊斯兰化的号召等同起来——今天来看，知识的伊斯兰化只是去西方化进程的一个方向而已。

还有一类就是西方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但是最近“去西方化”的定义已经在政治哲学中被更新了。因为西方国家未来政策导向的变化并不是跟从那些学院智囊的指挥棒。新加坡公共知识分子马凯硕这样描绘“去西方化”：

“要理解去西方化，首要是理解西方化，理解西方对世界两百年殖民统治的心理也是重要的。大多数欧洲人知道在亚洲的殖民事实，但却不清楚这个过程对亚洲人造成的精神殖民。而且长期以来，许多亚洲人相信取得人生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完全复制西方模式。当然，这在冷战结束时，所能见到的必胜情绪中有明显的反映。”

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尽管从未经历过殖民，但跟伊斯兰国家一样，中国和俄罗斯也未逃脱殖民性的影响。如今，这两个国家领导着“去西方化”的进程，也领导着金砖国家，他们已经“离开”第二和第三世界，引领着第一世界的去西方化。

然而，“去西方化”不再是东西或南北的问题：金砖国家有的处于北方（俄罗斯）、有的在东方（中国）和南方（巴西和南非）。他们一起组成了跨大陆的组织，瓦解了20世纪东西分立的信念，瓦解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等级关系，也瓦解了苏联解体和三个世界分隔结束后的南北区隔，这些分隔是全球化线性思维和国际法确立的结果。

正如卡尔·施密特毫不客气地声称，国际法分割全球，有利于欧洲。全球的线性思维和国际法规定，促进了始自16世纪的全球西方化进程。那时，国际法兴起为全球管理的手段，直到2000年。在马凯硕看来，在东南亚这一进程表现为持续两百年的大英帝国的影响。而在美洲，这段历史可以相应拉长五百年。

我们并非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共产主义不是问题。我们正在经历“去西方化”与欧美力推的“再西方化”之间的激烈冲突。“去殖民化”已经失败，主要是因为——由于它是在冷战时期成形的——它并未挑战由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欧洲启蒙时期的孪生兄弟所维持和推动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去殖民化”后的“去殖民性”推动了从这二者脱钩，以从政治上与“西方化”相分离，而“去西方化”接受经济殖民主义——即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词汇中都使用的资本主义。

今天的一个开放性问题就是，艺术领域可以如何回应这一全球秩序。在巴黎暴恐之后，我们被告知这是反人类的罪行。不过来自贝鲁特和俄罗斯的声音很快给予了回应：非西方地区的人也是人；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被列为攻击目标的平民也是人。这是我们时代最为迫切的问题，其影响会伴随我们几代人。“去殖民化”失败了，因为我们丧失了人性。

我们必须脱离已有的话语论述。对话必须超越南北、东西。原因就在于，在21世纪，殖民主义结束了，而后殖民主义毫无意义。

（翻译：陈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