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噪音是文化的剩余，开始于富裕青年世代的开始，结束于富裕世代的完成。

谈论台湾的噪音史，多半从1994年前后那些充满实验、反叛、政治冲撞、媒体化、小空间聚集与节庆开始，这是后学运世代，亦即，学运分子开始登上政治的天梯，而学运的“剩余分子”则在文化与媒体大展光芒，足以标记时代的音乐节庆、另类媒体、电影节、户外电音舞会、装置艺术、替代空间皆于此时产生。将（后）学运世代想成青年自主批判的世代，不是过于幼稚就过于阴谋，前者将青年创造时代（如同摇滚改变世界）变成童话般的天启主体，一代独立于历史条件的天才心灵，后者则想要借此批判光环来取得时代的权仗，推翻前辈压制后浪。文化上的丰腴展现以大学社团与大学周遭的空间为起点，在学运时代那些被连结的关系中，生出奇花异朵，学院的需要学院外的认可，菁英需要俗文化，反之亦然。

学运世代，实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口袋开始有钱买杂志与唱盘，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代无需担心温饱与工作的世代，经济富裕与政治逐渐开放保证了文化丰腴，有人摇滚、有人小剧场，有人女性影展，有人开始做创意广告。这些秀异竞争的浪头里，也有人开始搞点他们不甚清楚的东西，在美学品质上与政治正当性都不正确的事情—噪音，接续了台湾在解严后政治社会需要刺激的空间革命与声音美学革命。噪音实为文化丰腴的剩余，恰恰保证了文化丰腴的本身。

贾克·阿达利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以噪音被社会接受的进程来作为“被排斥”乐种晋升的过程，不能说不对，但没办法解释“噪音”作为一个文化的自主领域诞生的原因，况且台湾与西方世界的音乐史发展差别甚大。

用皮耶·布迪厄的说法更能揭示这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他在其《艺术的法则》里写道：“艺术家和作家以及更普遍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被统治的人。”这些统治阶级里被统治的人必须透过拒斥已有的双重结构方能取得自主性。在台湾，噪音反对为商业资本服务的摇滚流行音乐，也反对为了社会议题或人民幸福而生产的民谣或者抗议歌曲，在结构中争取到一个非常特定的生产位置，其表演性开启了多元的、后现代需要的文化（以及市场）养分与刺激，保证了文化的丰腴，然而，这样的情况约莫在2000年前后当噪音变成亵渎节目之必要（例如晚期的浊水溪乐团）时，就已经结束了。文化的剩余变成再生产的资本，无耗费，即无噪音。

九零年代关于噪音的论述曾面对的政治与美学讨论都被搁置，现下被“挪用”来指涉政治正确与否的名词了。如最近在台湾出了一本由阳光时务筹划的《爱上噪音》一书，书里中港台三地的乐团与乐手只要具有社会意识，歌词上具有批判意识，就算是噪音了（无怪乎此书完全不能处理没有歌词的音乐）。用真诚来讨论摇滚与社会的论述方式大约就是埋葬噪音最坏的美学葬礼了。按此政治光谱，小清新、小确幸、愤青文青都爱噪音，谁不爱呢？

摇滚乐文化的真诚，强调自由、个人、独立的特性，是新自由主义最需要的社会伦理，如深爱摇滚乐的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所痛苦指出的那样，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何美国听摇滚乐长大的一群孩子在八零年代选出了里根与老布什。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何资本主义与唱片工业愈发达之地，抗议之声就越容易生产、被听到、越容易成为全球偶像，噪音某种程度逃脱了这种论述框架，可又被台湾某些文化评论者去势，收在干干净净富有正义感盒装音乐里准备上架。

台湾噪音艺术的开创者林其蔚说的好，没有新的就没有旧的。他没估计到的是，当初的受事者变成今天的败事者。噪音终究培养出自己的最弱掘墓人，不但挖出的尸体腐臭不堪，还一次次卖上了市场，代表（霸占）了台湾光辉年代的纪事。

（学运世代指的是1966年前后出生的一代，历经1987年政治解严与社会运动的高潮，结束于1990年三月学运。之后，由学运打开的政治与社会缝隙空间埋藏着文化种子，在1994年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