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建伟的“脏物”概念里，能够看到非常矛盾的东西：“脏物”本身并非由他所发现，或是具有某种自发性的东西，而是由他的“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出发触碰到的礁石，他不得不处理这个礁石，处理的方式就是追认它为“脏物/赃物”。如果从事物的特殊性出发，“脏物”无处不在，也就不需要追认了。展览开幕当天“结晶体”的《有人在后院排演》也是同一种逻辑的产品：尽管它与雅克·里维特电影中的排演都是“戏剧性”标准之前的“偏离-戏剧性”，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它不通过重复同一片段探求“姿态”相对人物和文本的自发性解放，回到一种前符号、前语言的状态。虽然后一种状态，在“结晶体”这次排演的文本里有所提及，但仅此而已，并非在文本之外有所尝试，整个剧本还是仅靠语言来形成和传递信息的传统剧本：尽管每个人负责写自己的部分，但“结晶体”成员多数是文本逻辑的高手，看似突然的打断，往往是最符合思维文本逻辑的部分，牧师的语言是逻辑的开始，本次展览学术主持鲁明军对于“ 脏物”的解题作为总结。汪建伟好像是在刻意避免自发性状态，也许他认为这种自发性来路不明，会沾染不可控的语境因素，或者认为“姿态”解放过程和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累积时间观摆脱不清干系，他想要的是时间在每次排演中的重新开始。

那么，每次“ 排演”所重新开启的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新事件？在每次“排演”时的文本朗读中，由于结晶体排演文本中的批评话语是普遍性话语，在作为展览开幕的“排演”中说出它们来，更像是对“排演”和展览本身的自我指涉，具有系统化而非即时事件的氛围。展场中的“脏物”也是如此，它们具有强烈的汪建伟哲学的氛围和印记，作为脏物还如何能够成立？也许，汪建伟的艺术难于批评的原因正在此：对“特殊性”的否定，使它的作品产生看似具有开放性、实则完美自我指涉的系统，不给批评者在系统中插入任何“特定”楔子的余地。如果对其系统本身进行批评，就又轮到批评者在自言自语。

北京长征空间
2015.09.19 – 2015.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