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我们对自己提出了几个问题：艺术家的乡籍身份和艺术有什么关系？艺术家为什么离开家乡，又怎样回到家乡？来自什么地方，是否会对他的自我建设、艺术创作与事业成功存在某种关系？是否有着某种共性，比如共同的创作风格、工作方法、兴趣点、媒介，存在于来自同一地方的艺术家之间？同乡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怎样，他们怎样聚散离合？相同的语言能否给他们带来更好的默契与密切的合作？
我们明知这些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提出这些问题，只是为了使我们获得尽量多重的观察角度。接着，我们找到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察对象：东北、福建、四川、广东。

东北：小城好汉刘小东

1980年代时“北方艺术家群体”出现，以舒群、王广义等画家为代表人物。或许是受东北地貌及气候影响，他们的作品大都冷峻并强调理性思考，艺术家们也主动将北方文化和理性精神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集体宣言和创作方向，在当时产生影响并被写入历史。这些艺术家随后陆续离开了东北。
刘小东也来自东北辽宁，他的家乡是一个典型的以工业为中心的北方城镇。刘小东历来的创作几乎和他的出生地没有直接关系，没有被归入东北艺术家群体。现在他终于回到家乡进行创作，三十年后再回东北。

四川：祥和的背后，地域的尽头

即使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内部，也会有不少人认为川籍（或者说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西南地区）艺术家是一个联系密切、秩序井然的群体。这种印象一方面来自他们操着外地人难以分辨差异的相近口音以及对于火锅的共同喜好由浓郁的地域文化所引发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四川美术学院为首的“川军”主要从事的是绘画这一媒介。

福建：最好的胎教

几乎每个福建家庭都有一个孩子离开家乡出去打拼。在纽约，能够跟西西里黑手党叫板的，唯有福建帮；在欧洲，福建人利用西方人对绿色饮食的崇拜，用乌龙茶换红酒，还把他们在晋江、莆田、福州做的鞋子卖给意大利人。
大多数艺术家总是试图回避家乡与出身对自己创作的影响，福建籍艺术家却尤其擅长从家乡文化和个人经验中获取创作内容，或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方法。

广东快车：地域幻想的兴衰

“广东艺术家”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们对城市的介入，与岭南地区文化的关系倒不甚紧密，正因为如此，他们尤其适合代表中国艺术话语从政治象征主义到城市人类学的重大转变。在此过程中，地域标识慢慢动摇了当时国际艺术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刻板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