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艺术家夏星于2007年开始，成为在北京一地几乎尽人皆知的一份报纸《新京报》的读者。当时，也许他尚未意识到自己为今后四年的创作找到了题材——也许感于这份报纸的影响力（该报社数据自称，近45万份的日发行量；相当程度上影响着首都的公众舆论）；也许感于自己身处其间高速运转的经济现象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也许他本人还是个京城生活不算太长的异乡人，对观看北京仍有双“陌生化”的眼睛——总之，他开始从这份报纸的头条新闻上寻找题材，以油画方式重绘这些新闻摄影图片。起初只是一两幅，读到看到了乍人新闻，如此动魄惊心想要以自己可兹使用的媒材，甘心一笔一画再复制一回。然而，惊人的新闻一再发生，并没有消减的迹象，于是，复制成了一种一贯的延续，终至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个展览。
在这么一个主题先行的展览前，艺术家个人的意图和技艺被弱化。社会现实对创作来说，也无疑只是来源的一种。夏星过去做过版画，也做过一段时间摄影。如今使用油画媒介，形式变了，手法并未改变。这里有两点需要提醒，其一是，与其他人关注日常人的生活不同，夏星其实关注的是“日常人的生活如何被媒体呈现”，这里含有两个维度，一是“日常生活”，二是“被媒体呈现的日常生活”。而夏星的作品是第三手，对呈现的呈现。如果我们在这里牵扯上对于“真实”的哲学讨论，会显得与展览主题稍远，其实夏星做了一件简单的事情，复制与记录。在这样一个主题先过手法的作品系列里，夏星首先是折服于题材。在四年间题材未变的过程中，他开始在手法上自我改变，比如说以黄、红、蓝等其他可用的单色进行叠印（分色法）。这其实是一种创作的必然。
在夏星的访谈中可以看出，选择这个题材，在于夏星致力于表现自己身处其间的社会真实。致力于以自己艺术家的身份和工作去参与社会进程。在最低的情况下，至少化身为一位档案记录者，以自己的工作提醒芸芸众生不要轻易遗忘——“这里发生过什么”。这是个值得肯定而美好的态度，正如策展人手记所言“四年跨度，对于一个将目光无情地投向未来的国家及其健忘的集体记忆来说，它足够长”。但是，当夏星选择，并“仅”选择以《新京报》来作为自己展示普通人生活的时候，事实上他不假思索地做了一个假设就是“这份报纸所报道的是真实”，在这个议题上，他相当程度的倚赖并确信这份报纸。这样一种态度，在东西方的知识分子间可以说是个有趣的态度。两方的知识分子无论出于何种角度，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公共媒体”与“私人真实”之间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在这样的态度间，夏星却选择了全然的确信，这也许表达了他对仍属年轻的报刊的期望，真诚无疑，却也失去了一种审夺。在此情况下，谈论“现实”显得疑问太多，然而有一种热忱永远值得肯定，即夏星本人参与现实那种四年如一的坚持。 刘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