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双年展全称是“城市\建筑双年展”。2007年开始被扩大至香港，成为“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2005年首届双年展以“城市·开门”为主题，建筑师们首次得以在市级的大型公共展览中高唱主角。而2007年马清运以“城市再生”为主题给建筑师们出了一个“集群研究”的作业，建筑师们借此向公众展示了他们如何看待深圳这个正在迅速发展又迅速衰退的城市，并给出建筑学的解决方案。2009年的双年展仍然是以城市为引子，将建筑学置于城市中心广场考量其社会意义。“底层的反馈”、“公民的意识”、“城市的动员”，在本届双年展中，这些并不全新的概念将建筑学暴露于城市的现场和公众的视界中。于是，这次建筑师的作品摆脱藏匿在展厅的学术拷问，利用场地的公共性，走出展厅，进入公共空间，试图将建筑学转换成通过空间塑造来激发城市公共性的社会能量。我们在此可以清晰的看见建筑师所创建的对社会以及城市公共性的承诺。

展览中的一类作品的建筑师已不再甘于将建成作品作为和公众交换思想的媒介，而更多的通过实体的概念和概念的实体来打造新的“未建成”。尽管库哈斯曾在某次访谈中表示，可通过未建成和不建成的项目改变建筑学的思维框架。然而建筑师的思维却在本次双年展中回到了柯布西埃的“光明城市”时代。无论是实体的概念（如“都市实践”的20公里大学）还是概念的实体（如杜鹃及香港大学城市生态课题组），多数放弃了讨论媒介对于城市公共性的重要性。建筑师似乎更愿意将建筑概念视为一种实验性探索，直面意识形态的需求。也就是说，比如我们需要公民建筑，建筑师就提出各种打造公民建筑的方案，然后寻求机会将它实现（只可能是部分实现）。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抛弃了讨论中介和现场的关系，不仅难以被公众理解，同时也将建筑学置入一种事与愿违的危险中。

而另一类作品则更倾向于将建筑学的空间和现场流动的时间结合，塑造一种互动的场景以激发建筑学的社会能量。而我们却不断地在公众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爬鸟窝？钻鸡蛋？双年展邀你玩建筑”（《南方都市报》）。尽管建筑师们在递交策展说明时一再声称其作品的学术性，但当建筑师不得不赋予作品以“动员”的意义时，这个空而无物的政治性广场将这些作品本应有的现场意义几乎全部剥离。于是，在公众视界中，学术性无法和现场发生直接的关联而错失了建筑学在场的良机，更失去了驱动城市再生的能量。相比那些真正可能为建筑学的普及在场外动员起公众参与的作品（如DRDH的模型城市），许多作品仅仅被公众当作一次体验玩乐的机会而缺失了明确指向，这对于建筑学来说无疑有种哑巴吃黄连的味道。如果说“城市·开门”是建筑学向公众进行普及的开始，而“城市再生”为建筑师提供了一次运用工具行驶话语权的机会的话，那么这次的“城市动员”无疑暴露了当建筑学在遇到公众时难以出声的尴尬。     本当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