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音在“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诚如朴素的展览标题“王音2009”一样——展览方旨在呈现艺术家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所进行的部分绘画实践。然而，仅限于此的展览目的，对于像王音这样的一位中国当代绘画界内的“异数”来说，难免令人遗憾与惋惜。展览现场提供的“视觉场域”，最终实现的只是再一次提示我们注意王音绘画实践的观念原点：他的创作与中国近现代油画史以及新中国苏式美术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着的某种“理路”联系。

就这一观点，虽然不及“庸俗社会学”批评模式那样的泛滥，不过针对王音的绘画实践而言，却也算是一种老生常谈。即便王音的个展现场可以根据这一稳妥的观点来展开，但由于学术表述在视觉搭建方面的工作实施的不够充分，直接连累了这一观点在视觉层面上的清晰传达，最终导致整个展览看上去略显平淡，学术呈现上也显单薄。借用汪民安为王音绘画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如何“重现”绘画经验》（2006.5.)，王音个展的未竟之事至少有一件：没能做到在现场设置一套匹配的视觉系统向参观者“重现”一次王音的绘画“经验”。

王音的这次个展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绘画”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内部的展览境遇：绘画，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媒介，她在当代艺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很难通过一个常规形态的展览予以确认，进而具体到通过展览对于某位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的论述与评说，比如王音。他的重要性绝非是来自“语言”的历史维度，或者由此引申出的某种自觉反思历史的主体态度，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王音的绘画实践很容易被归结成一种纯粹的策略，而这种历史幻觉症在抹平王音绘画实践所具备的复杂性特征的同时，也容易将王音对于绘画内部问题的研究替换为一种“肤浅”的怀旧情绪。

显然，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分类的方式划清王音绘画内部的问题疆界，例如将王音在不同年代创作的同一母题的三幅《自画像》（2005、2007、2009）并排陈列，通过“重复”与“差异”的视觉比较，比对出王音对于“自画像”体裁掘进式的理解；而类似《池塘生春草》（2008）系列。这类复杂的混合着“观看”系统、“异国情调”（西方）与“边疆风情”（中国）之间形象转换等等问题的作品则被归总在同一个视阈里。但这种分类法对于王音的作品来说，仍会显得粗放与教条，因为它始终围绕在“历史”、“体裁”、“形象”、“笔触”这类极具辨识性又极具误导性的条目下来进行的，而我们在它们的指引下所能看到的只能是一个从“过时”语言生成出来的“神话”，这很难说不是在背驰王音绘画实践的初衷：如何在受限制的语言体系中发掘出一套可行的语法规则。     孙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