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汪建伟最近（2009.11.22）在今日美术馆完成的“时间.剧场.展览”，我更愿意将在其中发生过的“事件”，视作“现场的状态”。或者在这篇短评中，称之为作品性/展出性的“状态的现场”。在汪建伟创作的“现场”中，更意味着一次——与“事件”的中文读音基本相同的两个词组——“实践”与“时间”的总合。它显现在汪建伟尤为擅长的对跨领域的综合媒介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相互之间所产生的效用的成熟调度中，被汪建伟设置为“更多”的障碍：一个观众将如何进一步地确认自己所遭遇到的状态呢？当他从那个的确可以感受到戏剧性的历时的连贯表演，或可称为展出式的共时的异质碎片所重叠的现场中退出之后，如果不再次借助文本的阐释的话？

有意思的是，这不正是汪建伟自己所期待的，现场中的观众应当得到的“一种在自然状态中达到的最佳位置”的所在吗？按照汪建伟自己的解释，“自然状态”并不是对“各种教育系统所操纵的知识、观念、意识以及语言规范的”强迫性的遮蔽以便回到原初，而只是从其中“暂时”的脱离。所以，阐释文本与现场的相互运转依然被保留了下来，事实上，也被要求以“另一种可能”建立起来。

将要进入现场的观众受到“事件”以一个已有的命名框架被告知后的潜在限制，“自然”地会让“现实”以自己已有的对此类事件的知识与经验的状态出场。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也会给予超越了这种所谓“正确性”的现场，以一种或可被称为“实验性”的地位。显然，汪建伟并不在意以此种方式简单地构建他的“实验”。因此，在粗略地勾勒出此次“状态的现场”的前提条件之后，我们更有必要考察的是，汪建伟在此基础上，试图提供给观众“另一种观看的可能”是如何“运作”的？当然，对获得一种确定的“另一种”的可能，也是“另一个”会让我颇为疑惑的地方——我想，这对于汪建伟——此次作品/展出的创作者？组织者？注释者？——同样也会是“另一种”不可能。

与汪建伟之前在别处进行过的剧场实践不同的是，“展览”，被明确地置入了此次展出的主标题中。或许，我们可以将此次的“状态的现场”称之为“元展览”，根据这种方法，人们展出的对象与其说是作品本身，还不如说是关于作品与观众之间如何构成展览的方式，而人们正是试图借助这种展览的机制，来面对和利用作品的。汪建伟在展出的说明文字中指出的“凝视”不仅在于从视觉机制转换为主体构成概念的隐喻；“叙事”也不仅是从文类分析过渡到对神话结构的历史重写。紧随这两个词后提出的“游离”与“呈现”，正是奠基于“元展览”之上的对更为确定的对立面的强调。我们从汪建伟复杂的多重构建的这个个案中，记取一些少量的局部为“征兆”。它们是一次、再一次的可被解释和接受的（不）可能，为了得到一种宽松的总体上对“状态的现场”的间离式的把握。

此次“事件”中最具装置作品特征的“旧”桌柜的组合物，既是若干个旧桌柜通过一个可移动的支撑架制成的组合拼接，同时在平滑一体的桌面上又明确地保留了彼此之间不相交叠的界线。在此前的另一个展出中，类似的组合原则以竖直方向的叠加成为了充塞在中庭空间里的大型作品。而当旧桌柜组合被与其形成强烈对比的穿着光鲜的表演者们“再次”推上台时，它们是这一个戏剧中的道具？还是这一个展览中的活动的装置？或者，组合物中的“旧”所包含的两种视域——历史考据式的指认和时间性的存在物——揭示的正是概念的/实用的，装置/设计的重合？

一件微小的随处可及的发票被直接地放大，作为整个背景视频中一幕静态的图像，视觉形式上的处理并不考究，却以一种展开卷轴的方式，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两侧呈现出来，一个观众面对的仅仅是一个陌生化的或荒诞感的场景吗？在做着类似于舞蹈动作的表演者们，与经由不同投射角度的灯光将其身形精心地“拆解”在背板上的影像之间，观看者应当给出一次确定的选择吗？场所，或者说空气感，似乎是无从把握的。那么，它仅仅是在无法直视的光线的主导操纵下，被搅动成实在的支离破碎的表象的吗？

开场后，悬挂在展厅顶部的带有镜面的柜子，不仅是被观看的对象，而且看似在运动中具有了生命。但是它拟人化的却是受控制的自动性，与人们不得不投向它的仰视，不正构成了在相似境遇下两者间的一种对望吗？一个单侧固定着阿尔贝蒂（Alberti，Leon Battista1404～1472）窗框的柜子推至舞台中央，原地旋转九十度，这一类似于魔术表演前展示道具的方式，打开的是让始终位于画家丢勒视角的观看者进入画面中丢勒所描绘的“画家”的视角的“时刻”吗？那么，我们在此，在对现场状态的回叙中所展开的这些“重新布置”，是否象征着汪建伟所谓的“逆向的观看”呢？

至少，我们以不断反复的疑问，试图在这些物件或场景的记录中产生内部的对话，来推进其与外界的关联。某种程度上，作为创作者的汪建伟也将自己等同于一个观众，他期待着进入剧场、展览现场的多样的媒介形式，是一种在调度中同时也是阅读中的对原先内容的破除，以及新的关系的重组。

换而言之，创作手段和观看方式的共存，并不只是视觉性的。当另一个柜子重新回到正常视平线上的灭点位置，并如开场那样进行了一番“自我”活动之后，突然地爆裂开来。这是一次相当克制的，而不是追求视觉奇效的“表演”。作为注释者的汪建伟并不想在收场时，给出一个看似是解答的，或可以让观看者勾留在一个作为隐喻的物体上的终点。正如他所说的“在作品中，既不让它有趣，也不让它没趣，既不让它非常好看，也不让它不好看”——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在“现场的状态”和“状态的现场”之间，作为艺术家的汪建伟“始终在选择这么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     王家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