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于伯公2007年在艺术文件仓库的个展“其因在果”相比，近期魔金石空间的“穿越河床”作品展显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他一直专注于对宗教、历史记忆、心理分析、文化符号与个人精神世界关系的探讨。

于伯公1996年开始用丝绸制作软雕塑（2006年的《鞋子》、《救生圈》、《刻度大便》等），这些柔软华丽的材料显示出来的，并非人们普遍印象中那东方式的含蓄内敛，反而在材料的性质和现实物体间埋设了一种持续的张力，诙谐中又透露出宗教般的暗示，令人印象深刻。2007年的展览“其因在果”，作品形式开始转向装置、雕塑，展出有2006年的《草药音箱》、《黑板（满都拉图公社）》、《肉身》，2007年的《内心之帐》等等。一些和记忆相关的作品被置换了时空环境，“作品以非现实的思考方式介入现实，内心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就在此时此刻凝固了。（于伯公作品《肉身》自述）”而他这次展览上的2009年的两件作品和2008年的《可卡因》、《身未动心已远》、《八个小精灵》，2009年的《接收器》、2010年的《遁入空无》，又把探索的范围扩大到更广的领域，有的甚至形成了一整套运动（符号）系统。与其他艺术家把平面的变成立体的，把单一的变成复合的这种形式上的等量代换所不同的是，于伯公每一次作品面貌上的改变，都伴随着启发灵性，提升精神世界等对人类灵魂“质”的探究。

这次展览的两件作品体现了他近期对于“整合(升华)与自性”这一问题的集中探讨，荣格把它描述为超越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排斥，争取对立面之间的统合，即自性的过程。于伯公在其作品中尝试表现一种不可见的，但又确实可感，时而隐匿的精神世界。这一过程似乎更像是一场“逆向哥白尼式的革命”，亦如道家修炼“内丹”的逐级进阶。

主展厅的《通向本体》以一种整合后的符号系统，试图建立一个属于他个人的精神世界。墙上三组霓虹灯像一面帷幕，遮住了观众想要进入的世界，这在接受心理上产生了一个间歇，揭开这帷幕一角的是半空中导管内的红色液体，轰鸣震颤如困兽的发电机连接着油泵，中间的圆形烧瓶反射着墙上艺术家绘制的个体观想曼陀罗。真相就在这些物体之间，这种关系在自然科学界也许会是猜想、假说、论证，最终得出必然的因果关系。艺术家却可以调动各种形式，把它们圈定在特定环境内，在说明形成这一形式的原因之前，用一项或几项隐喻昭示它们的本质，使之摆脱时间、空间、思维定势的局限，隐喻在此刻就是让观想由此及彼，在现实落地的四维世界。这件作品至少包括三个部分，红色汽油（血液）隐喻了生命和工业社会的源动力；被改造的发电机工作时不断释放出能量（它也负责提供整个画廊的电力系统），隐喻了宇宙初始大爆炸和生命进化、社会进程的推动力；艺术家绘制的个体观想曼陀罗，在个人精神层面，表达了从自然状态逐步递进转化成内部外部完整圆满的人，在自然进化层面，从原点开始到大千世界，潜意识，阴影，文化，社会，宗教，经由个体的人显现的阿赖耶识，蒸馏升华交集形成的蝴蝶的造型。作品中指引进化过程的八度音原理，和曼陀罗圆型意向交错出现，并产生内在关联，表现了从“原始宗教时空抽象化表达——自我内心整体观想——趋向绝对本体的不二法门（于伯公《通向本体》作品自述）”这一完整的过程。作品涉及的材料在最终结果和它原本的状态之间，制造了一个既能舒展又相关联的场域。用来构成作品的材料不在现实世界之内，而是在现实世界和潜意识指引的想象世界之间。艺术家需要物质性的象征（或符号），帮助他在自身和不可言喻的对象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关联，当这一系统逐步完善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场域时，从众多的相对世界里终于涌现出一个绝对的世界了。

次展厅的作品《蜕变》是描述这个绝对的世界更为明确的个案。艺术家用蝉蜕表现自性化之路，即生命的时空循环。幼虫在地下要完成四次蜕皮（两至三年的成长），才能来到光明世界经历羽化（成虫寿命最多不过六七十天），之后又再次进入阴影世界。生命虽然短暂，精神往复循环。当展厅墙壁上的蝉蜕裂开喷出白色烟雾时，世界为之安静下来，这是一次企图脱离原有文化经验（或惰性），对传统经验本土化的整合之旅，也是个体生命自性化的升华之路。

于伯公的创作方法通常是思考先行的，随着探索地深入逐步确定作品的核心，再反复调整，最终形成作品的执行方案。在这一实践中，除了他个人的记忆和已有的现实经验，作品中运用的知识（符号）并非拿来则已，而是主动向外扩散，企图实现一种跨界合谋的精神觉醒。借用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系统，再施以主观感性化的改造，这不是西方思维习惯的开门见山，也使得他的作品可能在最初给观众制造了一些距离，但这种似是而非又引人进入的第一印象，其实是艺术家、观众和作品三者间平等的关系，因为即使艺术家自己，也时常“飞离”这个他持续追问的神秘境地。

自从人类逐渐习惯将知识“分门别类”地发现、研究、接受，快速录入大脑形成个体知识结构开始，就经常在错综交互的现实世界中迷失方向，感知判断、系统分析、缜密预测的能力时而短路（或匮乏），单一学科领域内的课题常常变得证据不足甚至牵强附会，一种由“合”而生的东方文化亟待被重现价值，而“穿越河床”可以视作是对这一价值的一次重估。 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