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才学之广博当年人所共知，在高度专业化的今天看来就更显惊人。他是书法家、诗人、画家，也是鉴赏家、艺术史学家，成年时正值传统儒家教育体系终结，文人纷纷接受改造以适应新中国的要求。艺术家将毕生学识投入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和管理。他创作的书籍、绘画和书法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虽然谢稚柳的成就在本国广受承认，外界对他却鲜有所闻，所以本次展览是艺术家在海外举办的首场个展就不足为奇了。展览由何慕文（Maxwell K.Hearn）策划，展出作品主要由艺术家之女谢小佩（Sarah Shay）提供。此次展览的主角不是已完成的作品，而是那些保存时间不长的临摹稿、草图、标有注解的铅笔或钢笔线描稿等，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艺术家的工作方法。尽管展览在观感上稍有欠缺，却勾勒出一幅艺术家的肖像，对他而言，创造力可以通过临摹、观察、记录和绘画四个步骤不断循环再生。

前两个展厅主要展示谢稚柳的临摹稿。（艺术家有幸能接触到前清皇室的藏品、敦煌石窟以及上海博物馆藏，从而有机会向大师级作品求教。）在谢稚柳对敦煌的研习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年轻艺术家力图破解壁画线条、比例和人物造型美感之谜的执着。这种勤勉也反映在他对上海博物馆藏经典画作的临摹上。在所有传统画家里，陈洪绶（1598-1652）对谢稚柳的创作影响最大。第三展厅的临摹稿和草图系统展示了艺术家为理解陈洪绶的奇特画风所作的尝试。两幅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陈洪绶真迹穿插其间，与艺术家的作品相映成趣，谢稚柳不仅吸收了陈洪绶的画风，而且继承了他的书法笔迹，位于第六展厅的一件发光装置详细展示了他最著名的草体书法。

本次展览似乎在竭力证明临摹能够激发而非遏制创造力；仿佛要以此反驳西方沙文主义对中国画的固有偏见。因此，展出的这些线描作品也要肩负起反映画家成长历程的责任：艺术家在消化吸收传统模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对于谢稚柳来说，线描显然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展览过于强调临摹在传统绘画训练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未能充分体现线描的其他一些重要功能。谢稚柳的线描作品也是艺术史的一部分，艺术家用手来训练眼睛如何审视传统绘画，就此而言，他对梁楷的《八高僧图》（上海博物馆藏）的临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临摹稿用线条和单一色彩总结归纳了梁楷设色画作的精髓。为了标示颜色，艺术家添加了注解，这些注解十分精炼，显示出艺术家一针见血的精准眼力。看过谢稚柳的临摹稿后，你对梁楷的作品也会有不一样的体会，足见谢稚柳鉴赏力之敏锐。这种“绘画—观画”的强化训练使谢稚柳成为了一名卓越的艺术史学家。可以说，这些草图对谢稚柳学术成就的助益，与对其绘画实践的帮助不相上下。上述线描作品表明，在传统中国艺术创作中，艺术与艺术史是不可分割的——这一主题本应在此次展览中得到更充分的探讨。

“熟能生巧”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潜入后台的机会，但其中大量色调单一的线描作品也可能让一些非专业的参观者感到审美疲劳。尽管最后两个展厅展出了一些画完的成品，但如果再多一点这方面的例子，参观者就能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概念，即艺术家怎样将“绘画—观画”发展成为一种独到的艺术实践。虽然略有遗憾，但瑕不掩瑜，本次展览对谢稚柳创作的审视是全面而发人深省的，大量个人性质的素材赋予展览一种传记式的动人气质，这可能也是此次作品展做得最成功的地方。 史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