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政治纯形式办公室就要迎来它的五周岁生日了。在过去富有戏剧性的五年间，政纯办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圈里一个稳固的存在。由洪浩、冷林、刘建华、宋冬、萧昱成立的这个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定期聚到一起讨论，偶尔也去洗浴中心一起思考作为生于六十年代、保存着伟大领袖记忆的上一辈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7月初，《艺术界》主编田霏宇和政纯办“书记”冷林（如今佩斯北京的总监）在798共进午餐。

田霏宇：“政纯办”是如何开始的？

冷林：最早在1990年代的时候，我还在社科院工作，那时社科院和中国艺术界都有一些关于多元文化的激烈争论，我当时觉得这些讨论内容基本来自西方，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过去的框架问题。但中国要“进入世界”，我们要给世界带来些什么的愿望非常强烈；过去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世界观意味着我们知道人类发展的方向。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国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认同和身份政治，而是实际的贡献，而这种意识似乎就是受到早年的这些政治经历很大影响。集体理想主义毕竟很难彻底消失。所以，1996年我在社科院召集了十六个艺术家开会，当时我是想在年底办一个关于新社会主义的展览。

田：“政纯办”相当于是一个筹划了10年的计划？

冷：对。会是开了，但是展览没办成。那时在中国做展览还没那么容易。没场地，也没钱。后来，我去了柏林，宋冬当时也经常去柏林，我们之间就有交流。他也是开会的艺术家之一。当时在柏林我正好在汉堡火车站看到“墙”的展览，对东欧艺术进行了十年回顾。看了感触很深，因为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方向。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改变了，但是有些东西依然存在，对此我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笔记，一直没放弃。

后来办了北京公社（2005年年初）以后，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当时市场也开始起飞，商业性让我有一个想走相反方向的动力。2005年以后大家谈的都是谁卖得好；艺术家已经不再谈论艺术，而且越来越个人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把集体提出来，看看集体到底有什么价值，为什么那么多集体这么脆弱。虽然有画廊的条件，但没什么资金支持，于是我去找了希克，跟他描述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强调中国艺术不能只跟着市场走；我跟他说我们想踩个刹车。他也赞同，给了我们小组赞助。

田：所以那时政纯办就已经聚到一起了吗？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冷：2005年五月，北京公社第一场展览开幕时，我已经想到第三个展览那去了。我跟宋冬、萧昱、刘建华、洪浩分别聊过。大家想在一起做事儿，但具体做什么还不清楚。当时他们之间相互不认识，所以等我们五个人第一次集中在北京公社时候特别尴尬。当时是七月中旬。我摆了五把椅子。一圈自我介绍以后，所有人都很沉默。大家都带着满腔热情来，但不知道说什么。接着一起去吃饭，我们才逐渐打开。

田：你跟他们四个人都有某种关系，然后通过不同的途径把大家集中在一起，你应该是中心吗？

冷：一共就五个人，没有中心。我认识他们都很早；我是当中唯一认识所有人的一个。大家在一起是很明确地想做一个集体性、没有个人风格的展览。我们第一天晚上聊的时候——当时是吃晚饭在后海附近宋冬房子的屋顶上——忘了是谁说有个南街村（河南省境内）还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大家就很兴奋，上网去搜，就在那晚大家决定要去南街村。我们还想去工厂、去农村、去朝鲜，具体要去干什么不是特别清晰，但后来都去了。每次在路上、吃饭的时候就会讨论，后来慢慢讨论出一个新的概念：政治纯形式。

我们“文革”后的一代，没有感受到“文革”时期社会变化的残酷性，只感觉当时总在开会，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政治动员在内容上衰弱了，但形式却留存下来。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社会整体的实践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如果把这里面的形式抽离出来会是什么东西？会有什么价值？

田：为什么“纯”字会在“政治”与“形式”之间？

冷：“纯”指的是形式，政治形式是有内容的，我们这个是没有内容的纯形式。我们没有真正的目标，政治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甚至做不做展览都不重要；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目标，不断谈话讨论，形成我们自己的历史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展览就已经不是我们的目标了，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目标，在一起不断地讨论出新的东西，形成我们自己的历史感。在一起发展出这种共同的意识就成了我们的目标。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看球——关键在于不用一个人孤独地在家里，在集体里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往往在强调个人主义的时候被忽略的东西。过去任何艺术、任何小组都追求“完美”，我们在一起把这个条件也否定掉了。作为一个小组，我们试图逃离而不是拥抱各种功利的想法。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忘掉一切，突然脑子更清楚了，而且也愿意把想法都抛出来，这些至今仍然在我们身上酝酿着。

田：你们一起做的第一场展览——就是在画廊内造了一堵蓝色的墙——那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冷：我们五个在首钢工厂照相，为我们在工厂的行为做一个记录。拍照回来其实没有任何感觉。有一天，我们吃完饭就把那次在首钢的照片用投影仪放，我们就发现首钢旁边有个湖，局部放大的湖水的“蓝色”有一种没有方向而深邃的意象，不是我们给出的任何明确的信息。所以我们造了一堵墙，把这个意象放上去。这面墙里有很多含义。我们想强调它的唯一性，而不是东西方冷战中的“墙”。

田：政纯办2008年在北京公社做了一次名为图书馆的展览，从各方面来说应该是至今小组规模最大，含义最多的一次展览。你能讲一下这次展览的构思吗？

冷：我们曾经去过河南的南街村。当时是坐火车去的，路上带了书。我们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大家都读一本书，然后围绕这本书讨论问题。这些都是关于社会、政治很理论化的书。因为南街村是现存社会主义的一个例子；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失败。后来我们做了一次画展里也有我们一起读书的图像。这本书叫做《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的，里面汇集了很多外国人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包括戈尔巴乔夫等。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起读书的经验，比如一次跟［纽约现代美术馆策展人］芭芭拉·伦敦的丈夫交流。他是一位学者，给我们寄了一包书，包括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等等。

图书馆展览的计划跟我们读同一本书是有潜在关系的，或者说是我们的出发点。做展览的时候，我们印了一万本书，都有编号，还做了25个书架。这本书是蓝色的，里面每页也都是蓝色；蓝是印上去的，而不是选的蓝纸。这个蓝色我们称之为“政纯蓝”，跟我们第一次展览墙的蓝是一样的。蓝代表一种深不可测，不断探索的过程。过去我们讲“海洋文明”，跟所谓的“大陆文明”是有区别的，代表一种开阔性。我们用这个蓝是想在一个全球语境下讨论社会主义问题，而不是从红色立场去探索。然后我们做成图书馆，需要人们去读，去体会，因为大家的思考和知识系统都越来越荒野化和分散。所以，这个图书馆代表小组的思考。

田：一起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会不会有一个彼此妥协让步的过程？

冷：我们没有妥协，妥协很难受，我们只有欣赏。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彼此的长处和短处，然后用它们实现一些东西。

田：你之前说你们这代人的经历，包括“文革”和它的后遗症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在你们这代人正掌握国家的主导权，那你觉得不是做艺术的同代人有这种意识吗？

冷：我觉得有，有些被国家高速发展所压制的意识是要唤醒的。我们五个人试图彼此唤醒彼此忽略的东西。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个性里是存在共性的。

田：有没有一种你们整代人的焦虑？

冷：焦虑谈不上。因为来不及焦虑；社会发展太快了。其实我们并不想去讨论一代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找出我们集体经验里的具体元素，也许有些东西已经被遗忘或者压制了，也想看看我们能从这里面找到什么，也许跟其他人会有关系——跟我们这一代，跟中国，跟世界。

田：在你看来，就是我们很多修辞和意识形态都已经很虚了，但这些形式和以前的样子还留在那里，只是内容被消除掉了。

冷：对，对我们来说，达到这些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看似吃喝玩乐很无所谓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