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囱

毕业后，烟囱和画廊签约，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由一个坐在电脑前的漫画人走到当代艺术的产业链内。他不像众多央美校友那样，定居在望京和798一带。在偏僻的南三环，烟囱与他的猫一起生活。房间里，数幅一米来高的黑白丙烯画倚墙而立。他告诉我，画卖得并不好，画廊建议他多创作一些架上作品，否则，他也可能像其他朝五晚九工作的同龄人一样，面临失业。

现实中，烟囱立马就能被人群所淹没，但在互联网上，在中国独立漫画圈里，他是老资格的“Cult青年”，知名涂鸦网站斑竹，常年在论坛和博客上发表作品，频繁为独立漫画爱好者们推荐国内外佳作和书籍。他的朋友们中，有不少整日盘坐在家里，QQ24小时在线。最近，他和国内其他44位独立漫画家制作的漫画合集《Special Comix》获得了法国安古兰漫画节“另类漫画奖”，作为其中一个“奖品”，烟囱和伙伴们将成为下一届漫画节的评委。

烟囱说起“绿”，美术社团绿校的另一个发起人：“绿在网上很活跃、很热情，线下却说话结巴，跟人交流不顺畅。他就住我旁边，但不怎么出来见人，好几年没见他了。”彼此间即使住在隔壁小区，也仅通过网络、快递和书信保持往来，比起现实世界，他们在网络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中更加游刃有余，作品和聊天记录，是他们最懂得的表达方式。

绿校的博客自从2005年开办至今，已有318680人的关注。随着其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其中不少成员成为各大广告、设计、插画、涂鸦类BBS上的红人，作品被用作“大声展”或图书出版，从小圈子拓展到了大众。这些手握鼠标，拿笔画画的漫画迷，除了艺术与设计专业毕业的学生，还有各种方面的从业人员和纷繁复杂的社会身份。在这个虚拟学校里，只要你爱好漫画，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又有谁在乎呢？

烟囱一般中午起床，然后上网，磨蹭到傍晚开始画画、看片、聊天，直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在他生长的湖北县城，年轻人一般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因为得到资讯和选择都非常少。“但因为我喜欢画画，所以就一直画，为了持续画，就必须要考一所大学。”他的学校附近有个小店，烟囱每天放学都会去看看。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和朋友一起坐长途汽车，去宜昌买盗版漫画书。90年代初，随着日本漫画的风靡，中国也渐渐出现了漫画刊物，鼓励国内漫画家投稿。学习成绩向来不好的烟囱，在画画和网友的认可中找到了自信，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逐渐从网络走向画廊。

不得不承认，网络是80后艺术青年的另一个话语平台，避风港湾。虽说网络是虚拟的，但感受和鼓舞却是实实在在的。无论什么样的绘画风格或形式，只要在这个“小范围”里出类拔萃，得到关注，就可以获得“聚光灯下的荣耀感”。

三分钟

“这才下午一点，你已经喝了几瓶啦？！”阿布冲着大头嚷嚷。大头一手揣着啤酒瓶，一手挥舞着一把怪异的塑料泡沫制成的长剑。他的室友陈轴穿着T恤睡裤来给我开门。客厅的地板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一堆酒瓶，他们的朋友在客厅里聊天，聊完后便毫无顾忌地不告而别。

陈轴和于尧把观影活动办到了家里，人数最多的一次来了三十多号人。他们在豆瓣上有一个名叫“三分钟”的小组，以月为周期，定期上传自己拍摄的短片。至于这样的活动可能带来的社会意义，他们没有兴趣也不愿深究，聚在一起的目的很简单：“找个法子玩儿”。

这个豆瓣小组的功能，是结交新朋友，发布下一期拍摄主题和限制，告知聚会的时间与地点。小组里的人，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起初创建这个小组，是因为三个发起人身边的朋友都陆续失恋，大家便决定以“伤心”为题自娱自乐，拍摄一段三分钟的短片。现在，他们依旧想把这个活动控制在小圈子内，不必搞得轰轰烈烈。正因为此，“三分钟”不是一个开放的小组，需要成员的邀请方能加入。阿布说：“我们不愿意跟傻X一块儿玩。”

陈轴、于尧和阿布都是中央美院的毕业生。于尧（大头）是陈轴的学弟，两人均毕业于数码媒体系。陈轴做艺术和实验影像，他们也接拍商业广告片，经济状况时好时坏。女孩子阿布更小一些，念的是文化遗产，现正在北大读人类学研究生，她的愿望是毕业后去做田野调查。

这是一群出生于中产家庭、接受正统艺术教育的年轻人，因而当听到陈轴笑着说“我们就是一群无赖”的时候，你会费解这样强烈的“反智”情绪从何而来。但是反智主义，又是80后艺术青年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代人，大多衣食无忧，但尚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因为社会的过快发展、记忆的缺失和价值观的不稳定性，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活在当下，开心就好。从他们的言谈举止间，你能读出太多的感性，太少的理性。他们的反叛，根植于虚无主义中，只是破坏，尚未建造。

“三分钟”已经一周年了，活动也断断续续办了10回。三个创始人都对电影有热情。陈轴最喜欢的导演是戈达尔，他喜欢他的形式与风格，但表示不太能接受戈达尔晚期电影中的政治激进主义。DVD影碟陪伴着80后艺术青年的成长，DV的普及满足了他们表达的冲动。因此像“三分钟”这样由电影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社群势必会越来越多，正如我眼前的三个年轻人那样，虽不成熟，却惹人喜爱，总能令人看到无限的活力和可能性。

张安定

张安定来自湖南中部一座四线城市，他的艺青生涯始自大学，90年代中期正赶上复旦的文艺时光，广交朋友、玩音乐、参加诗社剧社，他曾以为听过Beyond和校园民谣的年轻人便是潮流引领者，到了大学，他发现音乐并不只是情感的宣泄和反抗，它的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故事和门道。

大概对于喜欢文艺的孩子来说，音乐比绘画的进入门槛要低得多，张安定在大学里学吉他组乐队，后来考研、出国，回国后从事媒体和互联网行当，现在自己创业做调研公司。作为“成功”的艺术青年，他曾为曹斐的作品配乐，并以Zafka名字从事声音艺术的创作，参加过包括“广三”在内的多个国内外展览。

两年前，他与妻子Lisa共同创办了“青年志（China Youthology）”，专注于研究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文化和心理，为耐克、百事等急需了解中国青年文化的品牌提供咨询。如今，“青年志”已拥有了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每个月运营成本十万左右。工作室藏匿在安定门内一条小胡同里，走进去，满眼是堆满杂志和青年“潮物”的书架。除了商业项目，他们积极参与组织青年文化活动，定期组织“黄油”会议，邀请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困惑。

张安定说自己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影响很深，谈及激进的革命政治，他坦率地说，自己“骨子里还是保守的”，更趋向于认同个人的自我解放和反思。但是他又对成人世界和社会规则有着强烈的抵触感：“我听到别人说你要去适应社会，就觉得特别扯淡。你不适应又能怎么着？”

张安定做商业研究，一年间走访了30多所大学，与很多个孩子聊天，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和爱好，却不愿花时间爱护它们。“他们会告诉我想开咖啡馆，或是想自己设计服装，不过紧接着又说，要毕业了，还是得现实一点。”

“文青的毛病是，”他接着说：“他们没有自我解放的勇气。比如喜欢拍照，有认真去拍吗？没有！喜欢电影，有去阅读电影的书籍吗？没有！其实骨子里是消费主义，只不过这些东西比较廉价，比较好消费。他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塑造一个身份，却没有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太多努力，没有欲望去真正了解这件事与自己的关系，这样的话就更谈不上创造了。”他鼓励年轻人坚持梦想，设立青年志基金，帮助有天赋的青年艺术家出唱片，实现想法。

他的内心也有挣扎，比如说，自己并不想做现在的事情。他幻想着以后赚了钱，能够去广州跟朋友们玩音乐，但一会儿，他又承认自己并没有那么洒脱。他阐述观点时喜欢用三段体，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理性而务实的人，并没有那么理想主义。实际上他一直在不停尝试生活的多重可能性，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自己的规则，并且力让身边的年轻人相信，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不是累赘。社会学式的思维模式给了他某种大局观，因而正如他说的“去做了，就会有不同”。

MADI JU

已经没人能够记起Madi Ju的原名叫什么了，需要中文时，大家都管她叫“马蒂”。在人们印象中，她是一个用胶片记录通透澄明色彩的武汉姑娘，照片上写满百无聊赖的生活和无处安放的青春。过去一年里，Madi去过法国、云南、印度、上海、厦门、青岛和日本，如果创作或生活不顺，她就必须出去走一走。她的家，辗转从武汉搬到广州，到厦门，现在在北京。2005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数家杂志社就职、辞职，周而复始。现在，她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她将自己与朋友创办的电子杂志《After 17》的logo文在右臂上。

很多人觉得，关于她的一切都可以被贴上“文艺青年”的标签。“我不反感别人说我是艺术青年，文艺青年，或是白领，”Madi老实地回答，“但是我自己真没有那么想过。”她的拍摄对象都是身边熟识已久的朋友，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和物。这倒也符合主流社会对女性摄影师的期待：女人的视野。他们会想，本来就应该是“私人”的，狭小的、没有政治的。

但在Madi看来，2008年是她人生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年，与合作多年的摄影师男友分手后，Madi意识到自己必须要走出那个属于两人的小世界，独自面对很多问题。“我开始觉得过去的照片不那么好看了。”她想要做一些更有意图的东西，去年底辞职后，她来到大理，认识了一群过着嬉皮士生活的“国际居民”，这些人在大理做音乐、画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麻烦。“我拍的这些，自己也不敢说是作品。但多年后回头看，可能这批人能反映一些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状况。”对Madi来说，这或许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与突破。

她的性格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谦和，容易让人误认为她没有立场、模棱两可。“我相信如果你要做艺术，就必须花时间跟自己耗。但是我觉得自己没那个勇气，我还是会去找一份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她说。虽然参加过不少展览，也以不算太高的价格卖过一些作品，但综合大学外语专业毕业的Madi，更认可自己的媒体人身份。

“过去与一群喜好摄影的朋友聊天，每个人都会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看法。我现在的心态是，所有东西的存在都有其理由，我关注自己的东西，不代表一定要批判别人的东西。同样是作品，只要有勇气将它表达出来，社会自会给它评价。”她说自己不像个艺术家，因为觉得自己特没勇气。比如看到一个东西，很少会有强烈的厌恶感或认同感，但一个有艺术家脾气的人，应该是会有强烈感受的。

这样的性格，或可称作保守或中庸，与那个不断旅行搬家的Madi有些不符。但事实上，这个女孩有一股力，想要做点可以打破束缚的东西，抱有改变社会的理想。对于Madi以及更多处于相同境遇的年轻人来说，抱负与实践的脱节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像Madi这样已经拥有了一定社会资源和话语权，也自觉缺少实现的路径和手段。

雷磊

雷磊的动画中，总有这样一个主旋律：主人公陷入到一种新的集体癫狂中，周围是被奴化的茫然的冷漠的大众；个人独立意识的表达，换来无尽的谴责和暴力。这种对集体意志的不信任感，是在自由经济和消费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80后的共同感受，伴随着个人的觉醒，他们是渴望以一己之力挑战体制的英雄。

翻开雷磊的简历，25岁的年纪，清华美院的研究生，国内外知名动漫竞赛的获奖者，博客里有他在世界各地参加电影节的留影，他与潮流品牌频繁合作，参加艺术展，在尤伦斯演讲，主办方将他称为“青年意见领袖”。在北京，他住在一套属于自己的一室一厅，坐落在北四环一片体面的高层小区中。他不用坐班，生计无忧。

他正走在一条通往“成功艺术家”的路径上，然而眼前的他看上去稚气未脱，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有一大堆的问题和困惑。聊着聊着，雷磊一屁股坐到了客厅的地板上，小小的个子，淹没在满书架的玩具、漫画书和耐克运动鞋里。

十分钟前，他告诉我自打学生时代起，他就喜欢用红蓝圆珠笔在田字格练习簿上画漫画。他一本一本地画，英语老师一本一本地缴。现在终于熬到了毕业，对父母也有了交代，可以“画自己想画的，玩得高兴就好”。十分钟后，他又面带怀疑地说，欧宁对自己动画的评价是，“有幽默感和装饰性，但少了能够沉淀下来的东西”。他想尝试新的创作素材，比如做一个关于父辈历史的短片，但是自我突破并不容易。接着，他又问我：“如果我很矫揉造作地去画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是否就不真诚了呢？”

谈到学院教育和中国动漫产业链，雷磊有一肚子不满。他像动画中的主人公一样，把自己想像为体制的对立面，在作品中署上“一个人的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名字。他庆幸自己在大学时期开始接触到地下说唱，对比学校里“不务正业的讲师和官僚作风”，那个年轻人创造的空间是可以随心所欲、没有束缚的。

研究生毕业后，当所有同龄人都在为考博出国投简历忙碌时，雷磊得到一次去丽江给农民家庭画壁画的机会，这段经历令他感触颇丰。他在农民的墙上画了栋房子，画了辆汽车，农民说不要汽车，因为家里穷，买不起。同行的艺术家在门上画了条蛇，农民让他改成条龙，他非不改。第二天，农民把蛇抹了，艺术家又画，农民再抹，争执不休。还有艺术家出钱请政府官员来画，官员画两笔，就坐下打麻将。画到最后，官员说：“王书记，您点最后一笔。”王书记说：“不不不，高处长，您来。”这群衣着光鲜，接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艺术人才，与周围环境如此格格不入，雷磊在想，他们真正能为农民做的，是多么有限。

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这是当下许多艺术青年的困惑。他们渴望打破束缚，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和真诚的人际关系。但是如何面对年轻人的现实诉求和想法，迈向更具社会化的一步，不仅艰难，更需要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