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Illustration: 王旭/Wang Xu

“ 大学这个单位”讨论会

时间：2010年7月12日

地点：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主持人：左靖（“我的大学”展览策展人，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我的大学（1990-2010）：刘大鸿与双百工作室”于2010年6月20日在北京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开幕。作为艺术家、教授、双百工作室主持的刘大鸿自1985年浙江美院油画系毕业后一直就职于上海师范大学，迄今已有二十余年。他不仅个人创作面貌独特，还在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高校，按照自己的主张制定了独特的双百教学大纲和“以社会为模特”的教育方针，持续进行了一系列颇具挑战性的命题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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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鸿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双百工作室”主持

王家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隋建国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

朱大可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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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鸿:

我觉得所谓在中国提出自己是自由艺术家的概念，我是很反感的，因为这个“自由”太虚假了，没有这回事，我觉得就应该面对你的现实，你在你的单位里边，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改变一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那么多的大学教授，他们非常聪明，非常明白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样来干，他们有很深的理论剖析的水平，他们讲得比我多，但是他们一点行动力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拼命地说艺术怎么样，教育怎么样，那么多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在骂教育部，骂中国的教育，但是有多少人是参与到这里边去的，多少我们的教授，多少我们的老师，多少我们的大学校长，都参与到了这里边去，共同制造了一个大学教育今天的面貌，所以我想我们那么多明白的人，为什么不多一点地站出来。

王家新:

我看了展览中的“论文门”，一下子引起了我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感受。每年春季看论文都看得让我痛苦万分，本科生的论文，研究生的论文，还有博士生什么的开题报告等等一大堆，看这些论文，学生不跳楼，你就差点儿要跳楼了，很痛苦、很绝望。论文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文化，让你绝望，但是你是一个老师，又有自己的责任感，就是尽可能地能够带起一些学生，还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心。我们现在是对大学生进行再教育，因为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被阉割了，有一些是可以再重新启蒙的，有一些很难教了，已定型了。我想我们的大学教育，其实就应像哲学家阿多尔诺说的一句话“哲学就是为了还原动物眼中看到的东西”，教育也应是为了还原动物眼中看到的东西，重新使他们发现自己，比如说文学方面，对语言的敏感这种本能，还有他的自我意识等。

隋建国:

我97年做系主任，居然动了念头要改造雕塑系教学制度，其实是反应太慢的表现，严格说来我做的是一个过时的改革,只是在美术学院的系统里显得有点出格,因为学院里还是太保守。八十年代我借“启蒙思潮”读过的书，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其历史与现实背景种种的反思后，精神上成为了改革派,希望这个社会要把改革落实到各个方面去。我的这种意念一直没有机会宣泄。到九十年代末我的爱国主义才有机会宣泄，我才有机会改革雕塑系，把它从一个单一写实的教学制度变成更多元的，能够容纳下写实之外，比如现代材料和当代的观念等新的内容的教学制度。所谓的多元制度也不是我的创新，我不过是在拷贝当年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而已。他说大学应该是一个能把各个方面学术观点融会在一起的一个学校。我坚持多元化，因为不想做彻底地革命。我不太想做邱志杰或者吕胜中那样的全面实验性教学。我希望我的教学是能保持一部分传统，同时也有更多的新的发展可能性。

朱大可:

我现在给学生上第一堂课就是明确告诉他们，我要给你们反洗脑，把你们以前被洗的脑子重新洗回来。那么学生爱听，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而且最后他们接受了我的洗脑，接受了我对他们的工作，就是重新建立常识，把那些错误的常识从他们的脑子里洗掉，更重要的不是说一个观点，而是思维的方法，我只能说，我在我的鼻子底下，教学空间里边，建构了一个类似于刘大鸿这样的一个风格，来提供一个可能性，如果每一个教师都能这样做，我觉得中国教育体制有希望，永远会有这样的平行空间，这个平行空间可以来自家长，来自西方社会，来自台湾、香港，来自那些外部空间，可能会从某种意义上来修正今天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