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界学者对于大学的批判开始不绝于耳。其焦点基本集中在治理大学中的权力与分配问题。虽然中国的艺术院校相比综合性大学有着其特殊性，但是也在这种批判的浪潮中呈现出种种弊端。但是这些弊端往往被不断扩大的校园和学生人数以及新设的专业所掩盖。

如果说大学是一个知识的储存与创新系统的话，那么我们的艺术学院的功能已经退化为一个蹩脚的选择性记忆储存系统。它不以正在发生的艺术现实作为储存，而是储存那些它自认为合理的东西。与80年代相比，我们的学院不再是新艺术创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正沦落为一个缺乏标准与现实关注，然而与“权力意识”密切相关的价值判断系统。他们关注自己的选择，但从来不反思自身的价值来源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近30年的艺术创作观念并没有完全融入到学院的学术体系中。在过去仓皇建立起来的教学大纲中，30年来的艺术成果只是一种装饰。在此背景下，艺术与艺术创作的传授组建成为一个以某些人为核心的，缺乏理性的排他性选择。虽然某些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以各种形式被延聘到学院中，但是如果缺乏系统的学术梳理和配套，他们最终只能沦为某种图式和符号的再生产，成为艺术中“成功学”研究，而形不成“方法论”和普世性的文化观念与关注。

与大学内在精神的僵化与退化相比，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学院的规模在迅速扩大。从90年代开始，“扩招”从综合性大学扩展到艺术院校，并成为院校的掌权人申请资金，或飞黄腾达的资本。这种扩招的潮流并没有带来学院的真正民主和教育的改革。它唯一的功能是催生了那些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的“考前辅导班”。它们数以千计！在如集中营一般的各种辅导班中，那些高中没有毕业的学生，为了成为“成功的艺术家”，其创造力提前两到三年开始被改造成大学僵化的趣味。创造力不体现在对于新鲜事物的渴求，而是如何在三小时内完成符合学院标准的素描、色彩和创作。对于学院来说，只有掌握了这些，才有被改造世界观的可能，而对真的艺术来说，一旦被这些控制了头脑，世界观就不再重要了。

扩招的步伐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学院教学的方向问题。我们过度培养了那些有“用”的人才，却忘记了，某些没有“用”的人才或许对社会有着不同的意义。虽然民主社会要求教育的民主化。但是这并没有赋予学院用技能抹杀思想的权力。但是正是重技能大于重思想的现实，使得我们的学生数量在过去30年中增加了10倍，但是教师的数量却因保守的学院体制和排他性增长有限。艺术变得越来越民主，所以优秀艺术家的选择更多，而不是只在学校。即使学校中的优秀艺术家也将重心放在艺术家而不是教师身份上。于是，我们的教育，从言传身教变成了只有言传没有身教。身教是私交，而且只在校园以外发生。

但是，这种身教的可能正在变小。为了缓解扩招的学生数量与封闭的教学空间的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艺术院校开始投入到大学城的造城运动之中，退缩到城乡结合部。校园扩大了数十倍，老师却离学校越来越远。这种地理的唯一，使得学生的思想被囚禁的同时，在生活的内容、空间和感受力上被进一步囚禁。对它们而言，三课时僵直站立的人体和荒草丛生的城乡结合部风景就是世界的全部。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只剩下那些互联网，但得到的不是体验，而是诸如“神马浮云”一类的油腔滑调！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为了标榜所谓的与时俱进。各种以“新”和“实验”为前缀的专业被仓皇确立起来。但是这些新和实验的专业一旦暴露出他们文化和艺术上坚决态度，便马上不能兼容于学院，怪就怪他们是“创意产业”。于是这些专业成为某种设备和软件的教育，如同教授学生某个结构和笔触，但绝不启发他们的心灵一样。他们进一步把学生改造成有用但是缺乏观点的人，或者自甘沦为体制和商业的一部分的人。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由得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学院会成为一个怪物吗？它机构庞大、器官先进、自我修复能力超强，而且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面目常新，它可以吞噬一切，但是却始终在自我囚笼之中，而且缺乏灵魂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