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我们看到，面对生存和生产这两个时而互相矛盾但总是平行的挑战，若干不同策略逐渐汇合，有些做法是在机构化的都市另类系统里无法获得准确定位甚至不被许可的，尽管前者经常从后者获得启发。以没顶空间为例，这个比翼项目的最新化身现在是徐震没顶公司的一部分。尽管它仍然保持一个中间偏左的立场，新空间不再遵循其前身的非盈利原则。的确，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越是拥护这种另类运作模式，对体制结构的兴趣就越小；目前看来，似乎只有香港还是小规模独立空间（如Para/Site和1a）生存的孤独堡垒。

那些可以被纳入另类实践领域的艺术家，能够被商业画廊代理的大部分都倾向于在以策划或艺术家为中心组织展览项目的画廊内部流通，比如北京公社、Boers-Li画廊、长征空间、站台中国、香格纳画廊和维他命创意空间。这类画廊中不少已经实力雄厚并活跃于国际艺术界，但日益专业的管理体制又大大削弱了狂野奔放的创作活动，促使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刻意回避独家代理的陷阱。

以杨福东、刘韡、蒋志、邱志杰、郑国谷、徐震为代表的一代艺术家成功地把整个微妙的平衡体系倒过来为自己服务，而在他们手里被颠倒的各种关系对于经验不够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无异于折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同志本来就对另类策略持更开放的态度，现在也逐渐接受了画廊模式的必要性，同时承认画廊体系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即便他们工作室的生产周期已经开始趋向受博览会节奏控制，储云、梁远苇等艺术家仍在积极探索与不同机构和商业空间合作的可能性。

还有一些举办公开展览的组织和临时团体拒绝把精力花在筹资和审批模式上，他们更喜欢把项目看作是单个艺术或策展实践的延伸，比如观察社、家作坊等。其他通过访问艺术家和海归派身份推动的策略也许尚未被由两大艺术院校主导的中国艺术界主流完全接受，但也开始占领一些地盘，具体做法包括资金捐助和国际驻留。在中国，艺术家熟知的能够提供支持的组织有Arthub和奶妈基金会，但很少有中国国内艺术家能单靠机构委托或基金会赞助过日子；随着在此平行体制拥有操作经验的艺术工作者越来越多地介入另类空间和集体项目领域，这种做法会越来越通行。连接商业与批判的机会同样广受好评，比如艺术家共同信托北京分部就掌握了大量大中华地区非常出色但被低估的艺术家的作品。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艺术家在工作室创作以外有“第二产业”慢慢不再被看作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对八十年代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形象有诸多想象，总觉得艺术家应该代表某种没有俗务缠身的浪漫理想，但最近几年，艺术家似乎越来越愿意依靠教育或策展工作支持自己的文化生产。而学校方面也开始把越来越多的顶级艺术家招入麾下；杨福东进入中国美院任教就是典型一例。而苏文祥、周铁海等中青年艺术家则进入艺术空间或美术馆工作。
核心问题当然还是如何实现平衡：一方面要继续批判性的创作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在一个从根本上是扭曲的，出于生存必要不得不保留缺陷的体系中支撑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