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e bye, 3 mins
北京

“三分钟”( 见《艺术界》第四期“艺术青年”专题) 颁奖活动最让人吃惊的地方是人少，从前在组织者陈轴和大头家里放映时挤挤挨挨、席地而坐的场面此次消失不见，大家都坐到了椅子上，把腿伸出去，还有剩余空间左顾右盼，随着慢半拍的“追光”瞧瞧得奖那位假装受宠若惊的表情—比如得了“加洛先生奖”的影帝李然，如此众望所归，着实没有太多悬念。可影帝最优秀的素质就是“爱演”，人格分裂迅速。只可惜现场“观众”太少了—“主办方代表”陈轴刻意没有邀请太多人参加，在这个北京雨季开始前的周五夜晚，举目望去，几乎全是家属和友人，互相打着招呼，此时距离陈轴宣布“也许是‘三分钟’的最后一次活动”还有约莫半个小时。短信通知里所说的“正装出席”并未得到太多人响应— 陈轴歪歪扭扭的所谓“领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了两位姑娘— 鲜艳的红嘴唇和彻底暴露的后背引来的不是惊叹，而是没完没了的打趣—“哎，你衣服呢？”

这种气氛也许是最适合“三分钟”的，就像陈轴以前经常挂在嘴上的“放松和嬉皮”的态度，晒晒太阳喝喝啤酒聊聊天，年轻人嘛，“三分钟”最初开始做的理由也不过是大家美院毕业后找个理由继续做东西并且聚会，平时做作品的做作品，接活儿的接活儿，上学的上学，各有各的可忙。做完放映后就依照惯例去望京的韩国馆子吃饭喝酒玩游戏。这样其乐融融的群体生活持续了一年之后，现在画上了一个不明确的逗号。“也许是最后一次。”这多少让来宾有点吃惊。

除此之外，颁奖礼还算是既磕磕绊绊又欢声笑语地进行了下去—奖项的名字听起来都颇不正经，诸如表彰和姑娘们打成一片的“金鸡带百花奖”（郝晨），以人数取胜的“葫芦娃奖”（双飞艺术中心）等等，可见主办方如何挖空了心思让这些奖项听上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主持人在台上絮絮叨叨地开着玩笑，楼上负责放映设备的那位偶尔也搭上一嗓子，像在说相声。奖杯的形状更显然是在故意开玩笑，传言说是以组织者之一的某位先生身体的某个部位为模板制作而成。

从第一期的“伤心”到最后一期无疾而终的“宝莱坞”主题，“三分钟”共经历14期—虽然很多玩闹心态，但确实也“佳作辈出”，时而闪现灵光。值得一提的是第12期的“运动”，在三分钟小组发布的官方说法里：“某一英国间谍集团及其相关人士组团参加三分钟后，自告奋勇地夺取了出题权，虽然我在现场，但寡不敌众，并被女性力量的势力压倒（其实是出于男士力量的宽容与博爱）而出了如下挑战三分钟制度与原则的问题⋯⋯希望此次大家奋起反击，这是国家之间的对抗。”第1 2期的放映要求无人的形象出现，固定镜头以及放映后讨论—最后一点则完全违反了三分钟一贯的做法和最根本的原则：绝不接受讨论（这场讨论的连带效应和对既有规则的破坏力有待考证）。国家之间的对抗又从第12期延续至第13期的双题目，“中越大战”，奇怪的是参与者一边倒地选择了“越南代表”Billy出的学术味道浓郁的题目“电影已死，电影永生”，而另一更刺激肾上腺的题目“正面全裸”却鲜有人问津。而令人兴奋的“宝莱坞”还未出场即已谢幕—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小径开始分叉。以陈轴为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他的戈达尔，但却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认识和评价这位伟大的导演—“I makefilm not stupid video art”—一个正儿八经宣言，正好可以拿来当QQ签名档。

开学季
上海

九月是艺术圈的开学季。悠哉地度过了展览和活动稀少的炎夏之后，各路人马又开始重新出场，从此开幕到彼开幕，见人见到心烦意乱，寒暄的话讲完了，只留下个淡淡的惆怅的影儿。当然也有人精力异常得好，无论何时出现都是一副摩拳擦掌的劲头儿，永远不缺少主题，也不缺少花边新闻和窃窃私语。谈艺术的、谈生意的、谈八卦的，张罗着过会儿该去吃哪家的饭—一群人饥肠辘辘地等着吃开幕饭简直是艺术圈的一景儿，你可以说这是无聊的社交生活或者势利鬼间的彼此敷衍，也可以视它为这个行业特有的人情味儿。

九月初的上海因为“上海当代”而变得热闹异常，不过这些人可能刚刚在上一个周末的北京展览开幕上碰过头，此时不过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在上海展览中心的前苏联式建筑内部，每走上十步就会发现一个熟人，打个招呼，过了会儿再次碰上，互相尴尬地报以一笑。绝不要想象与谁同行，片刻工夫就被人流冲散，再次结成新的排列组合。新任总监的意大利面孔不时从人群中出现，面带微笑，四下打着招呼，莫名也冲你露齿一笑，不用多想，必是礼貌使然，他并不太清楚你是哪位—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脸都能拿来当名片。这个时间还不是真的要去评价博览会好坏的最好时机，这部分得归属“后话”单元，这个起起落落的博览会的种种可说与不可说。当然也有人永远一脸厌倦，“没什么好看的”，可也未见过他真的缺席了哪一场—“看”这个动作有时比看到了什么要紧，所谓“在场”，许是种职业精神。前一天有香格纳的“水厂”，后一天又有民生的录像大展，简直过上了集体生活，平日里不大容易如此集中而高强度地共同进退。这几天适合干脆报以醉生梦死的态度，“天天宿醉”，听起来可以是件正经事儿。

特别项目里连艺术家都不知道自己的东西被摆在了哪里，跟着人流搜寻，最后无功而返，干脆提前离场去吃饭喝酒。入夜后上海才真的活了起来，相形之下得承认北京的粗糙—啤酒换成鸡尾酒，一切都按照Sha nghai style进行，连口音都在发生变化，有人嘴里的卷舌音突然失踪，随波逐流变成了某种怪异的“国语”。去吃龙虾的和去吃小龙虾的显然不是同一个圈子，可到最后未必不在午夜的某个酒吧或者茶馆碰头（吃什么可以对付，但喝酒绝不能随便），消磨一会儿，有人回五星级酒店，有人回如家快捷，至于是否有人回错了地儿，我们可不敢胡乱猜测，得对彼此的私人时间抱有最大程度的容忍和回避。可其实谁跟谁玩翻来覆去也没什么太多新花样，在一起喝酒的还是原本就在一起喝酒的那一群，分散在这个城市几条彼此邻近的时髦街道。这让人想起香港博览会上那个最聚集人气的电影院，所有人都赶去看3D《肉蒲团》了—观众全是内地来的，其中一半是来参加博览会的，堪称盛况—一部香港三级片对艺术界人士的巨大影响力，若干年前也许还可以用流行用语“坎普”来形容，只不过现在没人爱桑塔格了，留给穷酸文化人继续引用，现在大家更乐意谈谈齐泽克、阿甘本或是朗西埃。你恶毒地等待着这帮人的过气，哪怕只是因为你自己不小心漏看了一本，发现谈话时不幸处于劣势。可在深夜的上海，那个斯洛文尼亚胖子成为主角实在不够性感，我们期待更奢靡的、更离谱的体验。

于是我们冒着小雨赶去参加在上海的最后一场开幕—也许是开幕，但又让人疑心是婚礼，它的夸张有种天真烂漫的派头，主角在祝酒时浑身闪光，让人想到“幸福”二字。希尔顿加保时捷的组合有点像是故意开玩笑，扔个谈资出来，正好填补上谈话的间歇。不过三层的小楼确实美好而娴静。在谈话的间歇，你不小心听到，“要是我看见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我一定请她去二楼阳台抽一支烟。”这话叫人脸红着别过身子去，你发现你的这位同行既不懂上海，也不解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