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在现在的中国，其社会认识和批判的天性已经萎缩。上海美术馆于2011年8月举办的黄尧艺术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独立精神、既冷静揭批社会痼疾又热忱鼓动社会救亡的漫画家样本。

黄尧（1917—1987），祖籍浙江嘉善，出生和成名在上海。1934年5月，供职于新闻报的他开始发表“牛鼻子”系列漫画，其时17岁。“牛鼻子”是典型的中国式绅士，长袍，黑褂，脸是大圆圈，耳、眼、鼻并排成五个小圆圈，趿着黑布鞋，双脚成可笑的内八字，有趣的是，他的脸型和黄尧本人极为相似，据说是某一天对着镜子突然产生的灵感。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星光璀璨的漫画时代，其时，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体制渐稳，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影响深长，西洋艺术广泛输入，上海又是报业和商业的中心，这都为漫画盛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有评论者甚至认为，民国早年的这一漫画盛景，堪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列。“牛鼻子”诞生在叶浅予的“王先生”之后，但在张乐平的“三毛”之前，这三种原创卡通形象，创造了中国漫画史上至今几乎无法超越的一个高峰。

漫画介入艺术的方式，与其他许多画种不同。因其与时事新闻的结合，漫画在面对社会时具有便捷和直接的特点。黄尧的“牛鼻子”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出版了八集，纵观全部，很容易看到他对于社会的批判态度越来越鲜明。在前五集中，黄尧极尽幽默之能事，“牛鼻子”演绎各种社会角色，有些迂腐，有些自作聪明，许多故事让人忍俊不禁。然而他并不甘于在童稚中徘徊，他有满腔的对社会的情绪想要宣泄。如在第一集中便出现一幅《残酷世界》，“牛鼻子”被猴子牵着耍把戏，被毛驴赶着拉车，被马骑在身上，被牛驱使着犁地，完全一个颠倒的世界，表达了他心中的愤懑。这种社会批判的精神，到了《赐福集》和《假使集》中，如同积蓄已久的火山岩浆，无法抑制地喷发而出，“牛鼻子”演变成社会的受害者和控诉者，阅读对象也从儿童转向成年大众。《赐福集》开宗明义，其实是无福可赐，他用许多民谣、童谣，辛辣且辛酸地讽刺这个贫富不均、弱肉强食、势利欺诈的虚伪社会。

非常可贵的是，黄尧表现了一个漫画家的独立的立场，所有的批判来自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和感悟。《假使集》是“牛鼻子”系列中最奇特也最具抨击力的一部分，他借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采用荒诞、自嘲、错位等如今被视为现代艺术的手法，奇思妙想源源而出，极具黑色幽默又极为尖刻地揭露世态炎凉和人间黑暗。“假使我是关公”、“假使我是姜太公”、“假使我是武松”、“假使我是嫦娥”，其结果均与人们熟知的背道而驰，变得俗不可耐。这是相当深刻的揭示：环境令人堕落，英雄沦为小丑，美女坠入欲壑，芸芸众生，概莫除外。从这些欲哭无泪的“假使”中可以看出，到了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黄尧对社会与人性之恶俗已经到了非常失望的地步，但他仍要用手中的笔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他的批判笔触，已经深入到国民性中的病态。

抗战改变了漫画家的锋芒所向，民族救亡成为最重要的题材。黄尧的创作由此发生重要转折，他是当时热情最高涨、作品最丰盛的爱国画家之一。在大后方重庆，他马不停蹄画出了一批慷慨激昂的抗战漫画，而“牛鼻子”，此刻也化身成为一个中国怒汉。他是第一个、恐怕也是唯一一个用漫画来图解现今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漫画家。然而没多久，他的嫉恶如仇的性格又表现在笔端—后方的种种不良现象，令他忍不住用夹叙夹议的民俗画来针砭。在抗战时的漫画家中，这是相当罕见的。他画重庆的老鼠，揭露的是“黑暗中窜来窜去”的汉奸；画四川的滑竿（轿子），提醒的是“坐轿子的人们！不要忘了东北七千万东南五千万天天像坐在针毡上的同胞！”他深入西南腹地，捕捉抗战时的社会众生相，创作了《漫画重庆》《漫画贵阳》，难能可贵地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后方人民的战时生存状态留下了直观的、丰富的、可靠的图像资料。其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处主任裴克（Graham Peck）看来，这些风俗漫画表现了“中国人民那一种欣欣然坚韧和无穷的潜力”。时隔近七十年，这些西南风俗漫画在民俗学上的价值凸现出来。

黄尧艺术展在上海美术馆的举行，引起了漫画界和评论界的无穷感叹。由于抗战胜利后黄尧辗转南洋，最后定居马来西亚，现今的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位中国漫画鼎盛时期的大将、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巨笔。然而拭去岁月的尘埃，他的“牛鼻子”系列立即放射出熠熠光辉。最令人深思的是黄尧所代表的那一时代的漫画家的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他那既承继了清末谴责小说遗风，又与鲁迅等进步作家同气相求的社会批判的立场，这是漫画的灵魂和品格，却也正是今日中国漫画已丢失的东西。漫画可以幽默，可以调侃，可以写生活情趣，可以作清供雅玩，但对社会的独到认识和犀利针砭，无疑是它的天然属性及力量所在。黄尧漫画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站立社会风云的潮头，更在于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智慧，发见社会的病态，并责无旁贷地予以揭露和告知大众。漫画的题材和背景可以远去，但独立的精神和对社会的认知永远不会过时。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尧漫画及其展览为今日中国漫画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刻反思、进而寻找正本清源之路的样本。当然，今日中国漫画之孱弱之变性是客观环境所致，不能全然责怪漫画家。可以学习的是，既作为漫画家，便要有知识精英的社会认识和文化认识，这是独立精神的基石。

黄尧在定居马来西亚之后，把艺术才情转向了书法和国画。他自幼有极好的家学，对国学、古文、书法、画艺乃至民俗神话、金石碑帖均有深入涉猎。他的创作题材，全部取自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出云书”和文字画等。他是1949年后跳出两岸政治体制，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收取并映射光华的一颗沧海遗珠。这样一位从历史宿命中脱身而出的中国文人，会发出何等的光辉，造就怎样的艺术，对中国文化作出如何的传承，无疑有着殊为难得的文本研究价值。自然这是另一个值得一写的课题了。

（作者为黄尧艺术展策展人、艺术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