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武汉是为了找石头，”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人解释他为什么出现在武汉。石头到处都有，何必非来武汉呢？（Rock and Roll？假如这个对话用的是中式英语，我们可能误以为他指的是朋克，可惜这种歧义在中文中并不存在。）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中国地理中心久经沧桑的石头制作的雕塑会引发个别评论家的兴致，然而我们很快发现这位艺术家在武汉只是短暂停留，他对材料的寻觅也谈不上细致—不过是例行公事—与他到这个湖北省会的真正目的打了个擦边球：他来参加一个小众的大型展览加研讨会，将在两天之内返回北京。这位艺术家在武汉的时间太短，但是除他之外，还有很多来武汉找东西的人—不管这东西是石灰岩还是学位—最终打包走人。在文化艺术方面，许多武汉人都哀其不争：武汉留不住人才。

或者传闻如此。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的一个国际青年旅社同时也是活动空间中，其创办人—诗人、学者张先冰隔着一壶冒烟的热茶对我们背诵了一首广为传诵的中国古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这首唐人崔灏的诗描述的是武汉最著名的地标黄鹤楼，黄鹤楼坐落在长江西岸的武昌，东眺汉口。如今，正如张先冰所强调的，这首诗几乎成为武汉“怀才不遇”的绝佳写照。武汉拥有比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数量更多的高校，有超过十万大学生。然而和其他大学城一样，这里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选择离开，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在武汉，人才大多会乘黄鹤而去，或北飞北京，或东飞上海。

这些高等教育人才— 最富有创造力的人群—的流失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因人而异。调查显示许多离开这座热闹的大城市的原因，但并不完全：比如工作机会少，薪酬待遇低，天气不好等，此外，与文化中心北京、上海乃至广州相比，一种现实意义上或心理上的强烈边缘化。不管原因如何，众多人才的流失使武汉成为“次级城市化”的一个代表案例，在文化艺术方面，这些中国内陆的二线城市最终发现自己并不比周边农村的情况好太多。在过去几十年间，劳动阶层几乎都挤进省会城市去寻找更好的生活，尤其是在更大一些的城市，社会中的文艺创造力似乎最终总是选择离开。我们只消看看来自武汉最终又离开武汉的著名艺术家和学者：艺术家曾梵志、舒群、徐坦和王广义，哲学家刘小枫和张志扬，批评家汪民安和画廊家皮力，还有文化评论家叶滢。这里自然不是要责怪任何人背弃故土，只是假如他们当时留下了，极有可能大大地充实武汉本地他们各自所属的文化领域。

不仅仅是人才流失，机构也一样。张志扬曾经是名噪一时现已不复存在的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的教授，而如今他为了“更好的气候”去了海南，他和一批同仁在1990年代初离开（张先冰甚至认为所谓的武汉学术文化衰落可皆归因于研究所的倒闭）。曾经很有影响力的艺术杂志《艺术思潮》（见《艺术界》2010年4月号）于1987年在武汉成立，栗宪庭、彭德、黄专等人都曾参与编辑工作。不过，这本杂志仅仅出版了22期就停刊了。尽管说这些偏学术的机构消失未必直接影响到后来几代人的创造力，但是倘若它们能一直存在，武汉的文化纤维肯定会更加强韧。即便是隔三差五的学术沙龙—比如另一位前《艺术思潮》编辑鲁虹组织的家庭沙龙，或者其他志同道合者的定期聚会—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大小问题？

另一个让武汉人沮丧的原因，是该城的地理条件。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在多年前就存在某种近似官方的划分。直到今天，武汉当地人仍然严格地区分着三个区。很多的士司机会说自己是武昌的或者汉口的，拒载要过江的客人——即使客人愿意多出钱。总之，城市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内部的某种自动分割。生活在长江两岸的朋友也很有可能最终渐行渐远。文艺圈也是一样，需要参与者在空间上比较靠近，经常的集会和活动才能擦出创造的火花，否则这种脆弱的生态很有可能走向寂灭。从很多人口中我们都听到对于武汉文艺活动少得可怜的抱怨。在豆瓣上随便一查，会显示武汉11月份有212场活动，北京是860场，上海是728场（该城拥有上海一半的用户，却只有四分之一的活动）。还有支持“被剩下”理论的另一条论据：由于缺少财政投入，武汉的公交系统到现在还主要依赖公交车和出租车。目前一条地铁线正在建设之中，但在它开通以前，距离—至少在武汉人心目中—仍将是对当地文化活力的一种巨大威胁。

说城市太大会对文化生态的持续发展造成妨害—不管这种生态支持的是何种媒介—这种说话听起来有点荒谬，尤其是考虑到一个大型城市通常可容纳的巨大公共空间。从历史上说，武汉这个港口城市的面积增加和地位上升是因为有两条血脉流过—贯穿整个中国的长江及其最长的支流汉江。但如果说仅仅是这两条流动的水系给武汉带来了生机则过于简单化；大部分曾经振兴过武汉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其实并不发生在江上，而是在岸边：水面和市区之间不宜居住、不宜耕种的土地一度成为高度活跃的商贸活动的理想温床。如今，让人失望的是，这片几乎无人监管的土地却未被本地青年人利用起来，他们看不到这几千米江岸线的潜力，不管是在活动组织中还是讨论中都忽略了这种区域（山东籍摄影师李晓曾经很好地用照片记录了武汉长江两岸的凋敝，—这也印证了一种说法，武汉本地人往往在文化创造的积极性上逊于外地人—李晓十年前来武汉学建筑设计，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全城的公园和广场也和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基本上只有五六十岁的人光顾，不是伴着二胡唱“红歌”就是在跳集体舞；而80后一代则很少在这种地方露面。为什么不是有希望的年轻吉他手在和平公园练习和弦？为什么不是崭露头角的说唱歌手在长江拍岸的涛声中口吐充满愤怒的嘻哈乐？崔灏几千年前正是在这个岸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凭什么今天武汉的全球化诗人却找不到呢？

青年之声，自由之声

要书写武汉的青年文化，很难略过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喇叭”不提：臭名远昭、怒气冲天、大汗淋漓的朋克摇滚的麦克风。自从最早的卡带和光盘在1990年代初偷偷潜入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一些如今已成传说的武汉地下乐队立即风靡全国，朋克成为武汉最后的文化光环。确实，不管世界如何变迁，在武汉文化的潮涨潮退中，唯有朋克留了下来。所有留在这里的人似乎都曾是朋克故事中的主角和配角，或者至少对朋克文化如数家珍。我们惊讶地发现，并非所有人都“过河拆桥”，这里面很多人留在了武汉，将自己织进了其文化版图。

常被戏称为“武汉当代艺术之王”的画家龚剑多年前也是一名朋克，他的身影如今活跃于武汉文艺圈。还有“武汉老板”吴维，武汉当时最著名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SMZB）的主唱，他强烈地主张培育本地文化，为此他选择留在武汉，将自己所知传给下一拨年轻人。几年前他发起了一个名为“武汉监狱”的空间（又名Folkhand），如今集酒吧、二手服装店、唱片店和非正式集会场所于一身。还有前朋克摇滚乐手，“非职业艺术家”麦癫，他经常在关于武汉青年文化的对话中被提及。麦癫主动放弃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成规，和另类漫画“死硬分子”子杰，还有学生加同性恋活动家小铁一起，共同生活在武汉东湖附近的一个叫“我们家”的现代乌托邦公社里。公社简陋的生活条件说明了居住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坚持—可以说是零碎地取自黑格尔弃绝物质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来这个家，住多久都可以。与VOX，还有张先冰的青年旅馆一样，“我们家”举办过许多跨界活动，包括口口相传的小型实验音乐会、动画工作坊，还有小铁组织的“齐平民主的”武汉Rainbow LGBT同志活动。“我们家”背后所拥抱的众多理念自然值得赞赏，但是我们也不禁怀疑这种思想的彻底性。尽管如此，当其他武汉年轻人谈起公社，说绝对有必要一试时，他们对麦癫似乎怀有某种敬意，说到底，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当初年轻人对朋克摇滚的无政府主义一哄而上一样—尽管麦癫异常低调—他在武汉的地位也得益于其他人的欣赏和聆听：这对于任何想法的传播和持续都是一个必要因素。他的“小运动”—假如说有的话—是为了自由，不管是摆脱社会，还是摆脱自我。

对于武汉被中央政府“剩下”的怨言像是有点受虐式的无理取闹。那些相信武汉之伟大的人指出，二线城市也有二线城市的好处，特别是在日常生活方面：生活消费水平低，生活节奏缓慢，还有就是对于一些小打小闹当局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如果在首都可能就会被审查。这种自由气氛对于文化成长可能是有利的。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宽容度比VOX还高了，它是武汉朋克文化和众多亚文化活动的核心场所（在其舞台上长期挂着口号“青年之声，自由之声”）。这个场所还会举办一系列与音乐无关的活动—一部叫做《城市之光》的纪录片（名字本身毫无想象力，但是它与1931年的卓别林电影，2010年的上海世博宣传片之间的联系就只能由观众来猜了）在去年12月份的一个周三晚放映，放映后还邀请观众与二十出头的导演蝎子进行观后谈。这个一小时的纪录片想通过介绍一系列在武汉“有代表性”的年轻人—一名涂鸦艺术家，一名沙画画家，一个街头篮球手，一个街舞组合，诸如此类—以显示武汉作为一个理想的都市空间所蕴含的潜力。这样的修辞也许过于简单直接，尤其是电影叙述者的用词和声音都有点官腔（该电影是和地方电视台合作制作的），不过，这至少显示出某种自我改进的努力和一种文化乐观主义的态度：正如纪录片中的年轻主角们排除万难创造出了某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年轻的观众们也有可能为这个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创造出一些东西。这种鼓励让人想起张先冰的青年旅馆里面，一个年轻的旅人在墙上用法语草草书写的两句话：Je suis le maître de mon destin, Je suis le capitaine de mon ame（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