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都在议论，这个城市现在道路两旁栽满了银杏树，此地的银杏树不够，便从邻近的几个省引进—这是重庆城市建设的一部分，“森林重庆”的标语随处可见，这座时常笼罩在雾气中的山城也在强调着宜居；至于说为什么栽种的是银杏树，官方未见确切解释，而民间自有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

重庆的民间，比别处又更能体现这个词中所富含的意味。临江码头，江湖气自不必说，江湖也当真存在过。袍哥是重庆的特产之一，明末发端，晚清时形成广泛的组织，到民国时已经公开化，参与社会事务。这层底子至少是在想象中给了重庆一种如本地饮食般泼辣的性格。重庆人自己开玩笑说当年李嘉诚到重庆投资，请了著名的风水大师来看，先生飞机一落地就开始皱眉，结论是，这个地方只适合两个行当，一是赌徒，二是娼妓。这两样都能让一个城市底部的肌理变得更错综浓稠。“民间”生动、无序又自成体系，这符合长期以来重庆给人的印象—一种野蛮生长的力气。

重庆所提供的“置景”流动在诸多中国当代的电影里也非偶然，它可以是黑色的、类型化的，也可以轻快、浪漫、文艺腔调或者口味清新，它的质地介于北京、上海的过分摩登和乡村明显是偏居的土气之间，江水、雾气又把整座城的形象朦胧化了，桥和过江索道搭建起的线条和地势起伏造就的错落别致，割断也重新组合了影像的完整及趣味。灰色的调子给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好像往哪个方向拉扯、塑造都有其可能性。

重庆经验

没人能否认，现在重庆的面貌已不同于从前。灰调子中透出的红色之触目，让重庆再次成为全国讨论的焦点所在。2007年底，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开始了一系列大的动作。经济的拉动当然最为直接和显著。建设“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城乡统筹的直辖市⋯⋯率先在西部实现全面小康。”中央给了重庆一些优惠政策，重庆市政府也提出了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口号。“重庆模式”或是“重庆经验”开始被称为继“深圳模式”后的又一创举，虽然经济学家们对这一模式仍存在着争议。

从鹅岭公园的塔楼上可以向四面张望重庆的整个布局：绿色的嘉陵江和黄色的长江在一点上交汇；几个区被江水隔开的同时也因为自身身份的不同呈现出相异的外观—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出现的金融区的新建筑群，地产开发商营造起的高级社区的鲜亮外壳，尚未为自己找到恰当发展方向的区域则让天际线陡然矮了下去。而随着整个城市建设的推进，这座建于清末宣统年间的公园也未必能够一直保持其制高点的地位。

2000年到2005年间，原来作为重庆产业支柱的工厂垮掉了一批，有些即使没有完全关张，也已经气息微弱。重庆有两个老的工业架子，李鸿章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转的汉阳造，以及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即后来的重钢，均在抗战时期迁入。重庆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适合战时在后方提供武器装备，经过三线时期的紧密创建，这里形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后来无可避免的“军转民”是个颇为痛苦的过程，大部分兵工厂的转型并不成功，大批人员下岗。

新开发出来的重庆新天地位于渝中区和沙坪坝之间，这里既是重庆目前最洋气的地段，同时也是所谓的“下岗一条街”。两种身份覆盖在一起时，自然是新胜过了旧，尤其对于外来者来说，所见无非是仿旧的新建筑、时髦餐厅和咖啡馆，符合干净通透的现代审美；而已经被取代的老厂区房居民区则已从整个构图里剔除，只留下周围江景和树林作为支架，重新框紧新的昂贵地段。

经济上的举措之外，又有对整个“城市精神”的再次锻造。中国人最熟悉一句名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物质文明建设”，一手“精神文明建设”。薄熙来的“打黑祛邪，唱红扶正”，一为破，一为立。打黑的结果不能说不显著，治安好转，首创“交巡警”这一新警种，隔上几百米便能看到一个配备新式设施的警务平台，为都市平添新的景致。另一方面，这里唱响了红歌：2009年6月，重庆启动大规模的“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2010年，又成功申办了“中国红歌会”，每两年一届，永久性落户重庆；重庆卫视的改革更是在全国掀起热议。城市的管理者向来不乏把自己的理念写于景观之上的爱好，这种意志力快速地修改着一个城市的形态和气息。

不过打黑过程中引发的对司法程序的质疑声从未停歇。唱红歌带来的联想也并不让人感到愉快—在一场规模巨大的体育馆演出里，服饰统一、队形整齐，喉咙迸出同一激昂曲调—无论是集体大合唱的形式还是歌曲中所传达出的某些精神，都让人回想起那场浩劫。尤其是在重庆这样一个当年造反派闹得最凶的地方，非战争年代里的枪林弹雨听来既传奇又惨痛。“别的地方还在互相吐口水，重庆已经用上枪了。”重庆人如此描述那段历史。

重庆确实有着绵长的红色传统，战时陪都里的白公馆、渣滓洞，《红岩》中清晨里的某次接头就发生在此地的哪条街道，一双绣花鞋这种阴森的反特故事也因为生了苔藓的石阶显得更具戏剧性。重庆又是一个有纪念碑的城市。渝中区，这个重庆最老的商业区，就围绕着解放碑铺展。解放碑的体量之小并不妨碍它的象征性，虽然现在它几乎淹没在了周遭诸如仿制的帝国大厦等拥起的建筑群中—步行街给人的感觉犹如漫步在王府井—从纪念孙中山逝世的“精神堡垒”到纪念抗战胜利的“抗战胜利记功碑”再到建国后正式更名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无论新区如何发展迅猛，这儿仍然是重庆概念上的中心地带。

“‘唱读讲传’的过程，就是理论武装群众、掌握群众，为群众所接受并转化为巨大物质能量的过程。”“由观众变为演员，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上阵。”在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合著的《重庆模式》这样一本官方背景的出版物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不过人人都站到了台前，也意味着人人都是群众演员。政府的倡导营造起了一个大的氛围，民间自发组织唱红歌则让事情变得更加微妙。那些身穿绿色军装、面带喜色演唱的业余演员，无论是表情还是肢体动作，都给人一种荒诞感和刺激。如此的“再现”既忠于“原作”又极端走形。而每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自发活动对现代人来说颇需要一点精神，那些对此充满热情的下岗工人，他们的动力来自哪里？

“红色经典作为一个信仰符号，纳入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轨道，弥补了信仰空缺⋯⋯”《重庆模式》中如是说。这或许正是答案所在。信仰空缺是中国整个国家近些年来一直在讨论和忧虑的话题，经济发展速度造成的“离心力”似乎已经让中国人的灵魂空洞到必须寻找一个东西填塞。官方给出了一个信仰的选择。信仰落到民间，又幻化出了诸多形状：文化大革命期间“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中不少人还健在，压抑多年的热情再次爆发—无论是在当年武斗墓园中敬献花圈还是下乡给小学生进行“红色教育”的举动—这个过时的“红”当然和眼下主旋律的“红”之间存在着断裂，并很快被禁止。“极左”可以误以为此刻的重庆是延安或者1925年的广州，积极组织政治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甚至在生活优裕的年轻人中也很有影响，不过这样的“迎合”显然也只是单方面的意愿。意识形态的选择之外，有人转向了宗教寻找信仰—民间基督教会在这个城市中以自己的方式生长蔓延。而信耶稣还是信组织，这个基督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又变得更加复杂。

重庆人说自己其实既轻信又什么都不信，这来自这个城市的传统和血质—居民中能往上数出几辈来历的并不多。明末时有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整个四川登记在册的也不过八万户。传说清初时有“插旗为产”一说。及至后来抗战时期大批人从江西、湖北等地迁移至渝，再加上三线时期迁入的兵工厂人口，构成了这座移民城市。移民城市的“城市精神”，无道统，也就无一定之规，总在更新。

回到黄桷坪

官方对“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定义并不涉及几乎空置的剧院、音乐厅以及品种单一的演出活动，更不涉及“当代艺术”这一稀有条目。不过作为四川美院的所在地，重庆和中国当代艺术之间向来有着紧密的关联。四川美院70年大庆的宣传片中罗列了这一历史中出现的种种著名人物和作品。不过重庆也并没有因此形成与之规模匹配的美术馆和艺术空间，文艺类活动在小范围内进行。与之相反的是，川美口气震撼的宣传片中提到了“从黄桷坪传奇到虎溪新纪元”—巨大的新校区转移至中国当下每个发展快速的城市都随身携带的“新区”。远离市区的新校区体现出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审美趣味：大门看上去如同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荷塘、农田和收租院雕塑又回到“乡土”（有人曾有幸目睹院长身披蓑衣在田间劳作），空置的工作室门牌上贴着诸如陈丹青、王广义等人的名字，掩映在树木后的教职工生活区偶尔露出白色别墅的一角。崭新和停滞在同一时空内共存。

但“黄桷坪传奇”绝非随意杜撰，川美大有资格回顾自己辉煌的历史，黄桷坪这个地名也正是因为这所艺术院校而在艺术圈内享有盛名，在1980年代曾经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艺术家。而后一批批的人离开了重庆，从黄桷坪出走，进入北京、上海这样的活跃区域。而这个人才输出地也像这个城市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内陆的封闭之中。

现在的黄桷坪也仍然是重庆艺术家工作室集中的区域，在川美老校区所在的街上，走上没多久便能遭遇一个工作室区，沿途楼房临街一面上别扭的涂鸦也提示着这里和“艺术”的关系，这条街上有重庆“惟一”的艺术空间，“惟一”的艺术书店，仿佛全部精华凝集于此，可“惟一”也同样意味着，再无其他。

薄熙来的规划里包括将重庆建设成“内陆开放高地”和“中西部惟一一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愿景，不知道这些大的方针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或者在多久时间内能够对重庆的艺术生态带来影响，不过对于一个有生命力及野心的城市和工作于此的艺术家、艺术机构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应该是，不仅输出，亦有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