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涉及诗歌和艺术交互实践的项目,而且还是一个进行中的、有一定时间跨度和延续性的计划。放在如今良莠不齐的民营美术馆机构图景之内,这无异是一项具有想象力的主动倡议。整个计划分为 “声音”、“表演”、“谈论”、“档案”和“视界”五部分,前三部分涵盖了丰富的非视觉艺术类型的周 边活动,不仅有对一般观众颇具吸引力的诗歌民谣音乐会,也有诗歌论坛和剧场等兼具学术性和参与性的形式。

在华美术馆现场展出的主要是“档案”和“视界”两部分。“档案”由诗人张尔策划, 集中展 出了一位私人藏家历年收藏的诗歌刊物,这些刊物大部分被封存在塑料袋内,做成一面数米高的档案墙。其中不少刊物可能是孤本,观众只能将整面墙作为某一特定时期诗人创作状态的视觉记忆,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背景,这种展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甚至取消了档案文献的可进入性,从而令“档案”成为 “视界”部分的某种点缀而不是铺垫。

鲍栋策划的“视界”延续了他一贯对于语言和 视觉艺术关系的兴趣,邀请了21位艺术家及其作品参加,其中主要为中青年艺术家。粗略一看,作品与诗歌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大部分艺术家的作品都涉及“语言”和“文字”等元素,比较明显的包括焦应奇的《国字研究》、徐坦的《言说与自圆其说》、姜鹏的《词语迷宫》和王郁洋的《图与字》等等。在众多 文字的包围之下,吴俊勇的一系列充满忧郁幻想气质的架上作品,可以被看作一首首图像化的诗歌。将文字、语音、字形作为创作主题及元素,和将语言或叙述作为观念索引,是两种区别颇大的创作方式,后者与诗歌创作有着更多共性,将之统一归在“当代艺术与语言”之下,似乎略嫌空泛,也容易引起“诗歌等同文字”的直观印象。

除了语言方面的联系,诗歌创作的个体政治性虽然并没有太多地呈现在作品和展览当中,却是与现场不少参展艺术家的个体生活和创作经验有着更加私密的联系。陈晓云的《为什么是生活》和蒋志一贯以来的创作,可以被看作一种“诗意的政治学”, 呼应了张尔在策展前言中提到的“当代艺术与诗歌这两个原本就互生关联的语言生产模式,是否仅仅是为了传达某种带有政治意欲的策略,还是为了呈现个体、公众与当下社会的问题介入,抑或有着它更为广阔的文化景深?”其中彭韫、黄静远和吉恩· 克里马科清新而又低限度的创作,显得独树一格。翁云鹏也提到他自己的创作方法“更多的不是创作,而是写作”。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创作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叙述,艺术家运用破碎的、诗意化的语言,结合历史的、现实的或自我想象的图像加以再现和重组,除了浪漫化的个人表述之外,其中对于个体或社会语境的求索和反思,也是不能被完全忽视的,这或许是当代诗歌和艺术另一个可能的交汇之处。 蔡影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