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在西班牙LaFabrica策划“怀疑的力量”(ThePowerofDoubt)摄影影像展之后,2011年12月,策展人侯瀚如又把该展览搬进了广东时代美术馆。因缘于此,我们采访了侯瀚如先生。

LEAP: 您为什么要把西班牙的这个展览放到广州?


侯瀚如: 构思这个展览的一个很重要根源是艺术家自己怎么去应对社会危机的问题:像包括孙逊、蒋志等国内艺术家,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历史的真理性,并用个人的叙事重新去阐述历史—比如说孙逊用动画片和装置的媒介,假想如果在1940年代有另外一个新中国成立的话,现在的中国会是何等面目。而刚好在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西班牙摄影节邀请我做一个展览计划。我策划西班牙的展览的初衷是:历史的真理性不光是中国当下的问题,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已被大家视为空气一样不可避免的既成事实的时候,我们猜想,如果环境被改写,情况会如何。当然,在中国文化的现实里面,存在一种能够与其回应、对话的东西。这是我想把它搬到广州的原因。

LEAP: 这个展览在回到国内后,选择广州这个城市只是一个巧合吗?


侯瀚如: 广州的文化氛围极其强调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这种独立和自由并不是政治口号喊出来的,而体现在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动作之中。政府受到的这个系统的感染,他也会跟你去商量谈判,给创意和艺术一个机会去试探—这也是藏在民居、悬在半空的广东时代美术馆能在广州盖起来的原因。如此有趣的环境造成了很多人在这里做出一些很实验性的作品。这些实验性实实在在,不是用标签贴出来的。

LEAP: 在西班牙的“怀疑的力量”的展场中,整个空间结构迷宫一样扑朔迷离,墙面颜色深沉而变化丰富。而在广州,展场从开放、直接的走廊拐到像迷宫般的空间,墙面也涂上了反射涂料,效果像镜子一样。展览方式的改变对作品阐释方式有没有影响?

侯瀚如: 当然有。广州的这个空间非常白,而我做的展览中很少出现白色墙面。这是因为我怀疑当代艺术界对“白盒子”的定义—怀疑这种既定模式的价值和真理性。在这个展场里,我一开始夸张空间的长度,然后再压缩它,形成一种仿佛在城市中行走的经验。我强调了人在空间里和建筑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库哈斯的这个建筑设计本身就是以奇怪的形状,把外边城市的风景引进其中变成它的有机的部分的方式,实现一种公共性。镜子般的墙面,也是对这种公共性的强调。而“白盒子”是个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概念,它实际上是非常的封闭的。它通过把艺术作品放在白墙上面来把它“中性化”,切断它与外在日常生活的所有联系。我在这里尝试把这个模式打破,希望通过强化白色的感觉把它变得透明化,把它解构掉。

LEAP: 1993年您在家庭过道里做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跟高名潞提出的国内的“公寓展览”好像发生在同一时期,当时巴黎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情。您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事件?

侯瀚如: 当代艺术在1990年代是很地下、边缘的。尽管在欧洲,有国家的博物馆和很少的私人收藏家的支持,但它不是大众消费的娱乐项目,在当时的市场是极小的。稍微有风吹草动,就危机四伏,难以为继。很多艺术家想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包括在家里的客厅、厨房这样的独立空间里面做展览。在2000年以后,西方社会从生产的社会变成消费和娱乐的社会,双年展变成了大家非去不可的景点,接着市场涌入,当代艺术变成了消费品,艺术的性质变了—新一代的资本家买艺术品就像买高级时装一样,跟他们的父辈是把艺术作为一种对其有感情珍藏品大相径庭。那个时候我们做独立的、边缘化的展览,今天这种必要性越来越少了。这种必要性变成了在大的转变中继续保持独立性和社会的异己力量。

LEAP: 您说过“博物馆需要承担起社会公众记忆的责任”。在保持独立性和保持公众关注的基数之间,有没有矛盾?

侯瀚如: 真正对历史的记忆存在在图书馆、美术馆、历史博物馆之中,这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研究的深入需要更多的作证材料去证明历史的过程。比如说,卢浮宫馆藏几万件作品,其中能被看到的却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东西,都只有研究人员才能看到。公共记忆的意思不是公共消费和娱乐,而是我们这一代做过什么事情,下一代如何能知道这些事情,这些记忆需要被提取的时候,我们可以拿的出来。

LEAP: 现在的双年展、三年展都变成一个城市扩张的力量。有时它的目的无非是想推动经济。但虽然这些展览都在推销“当地符号”,却又彼此相像。

侯瀚如: 这些目的没有办法避免。我们需要利用这种扩张的心态来做它看不到的、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是公共资源,不用就浪费掉了。

我不相信“当地符号”。“当地”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东西。比如说,你拿一个东西过来,然后给出结论说这个东西是不合适“这里”的。因此形成讨论:为什么不合适?可能由于这种不合适,就冲击了“当地”的现状,导致它明天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我写过一篇关于“在地性”的文章:双年展就是要改变这种locality。“在地性”的被解构,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LEAP: 所以说,在不同的城市中保留不同的“城市特色”,是在保留一种想象中的城市记忆?


侯瀚如: 它的前提是一种自我的“东方化”,是一种在自卑的前提下来获得的“自我身份”—这比爱德华·赛义德批判的“西方的东方主义”更可怕,它是一种“自我殖民”,用幻想中的身份认同取代对真实的权力运作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