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当代肖像”这个题目本身就含有了一种刺激性,“男孩”和“当代”的并置颇值得说道,可高度抽象可具体而微,话题开放。展览“谢绝”了女性艺术家参与,于是可自动视作男性的某种自我表述,其中既包括策展人选择已有作品填入展览时的理解,也包括“定制”作品中呈现出的艺术家观点。展览有着多条线索,彼此交织,只是这种复杂性既不让人感觉深入也不激进,更像是一次温和高效的排列组合演练,保持了趣味上的一致性和清新感。

无论是阿彼察邦还是沃尔夫冈·提尔曼斯,都因为在性别这一议题上长时间的关注和实践而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的体系,其他如美国艺术家福瑞德·托马塞利对报纸的再创作和法国编舞家杰宏·贝尔的舞蹈视频,都是在男性身份作为一个普遍的公共话题的环境中进行的创作,这些作品的在场建立起了一个坐标,由此反观中国艺术家的部分,不同语境之下对“男性”这一身份的理解,成为观看此次展览最有趣的部分。

就展览思路而言,周海婴年代久远的照片以及梅远贵的时尚摄影分别从时间跨度和涉及范围上提供了一个粗浅注脚—无论是集体主义时期的男性健美还是当下油亮的肌肉男形象—显示出展览扩展其维度的尝试,不过这两件小小的摄影作品本身最终似乎只能说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男性”这一身份视觉处理上的缺乏想象力,它们的存在更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微弱呈现。杨福东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和刘窗的《收购》都出现在三楼,作品在创作之时并无此针对性,不过这两件作品都同样有着一种强烈的中国式特征,特定环境中不自觉地对“中国男性艺术家”这一族群做出了局部说明。

郭鸿蔚和程然的作品是为展览主题“定制”。郭鸿蔚的拼贴从图像本身来说可谓生猛,不过层叠的男性躯干对于早就习惯了种种视觉刺激的我们来说很难为其所动,手法顽皮有余,可嬉笑带过。程然的录像《希望之屋》本身“无性别”,不过前后两个段落显然都是在向英国同性恋艺术家德里克·贾曼“致敬”—摆满植物的车厢回应了贾曼的日记《现代自然》,蓝屏和声音的处理又直接和他的《蓝色》有关。作品动机比其影像更值得研究,一个中国年轻直男艺术家选择了贾曼这样一个入口进入话题,这背后隐含着什么可能的审美和政治问题?

作品构成了展览,展览也反向作用在了作品上:胡向前的旧作《太阳》在“男孩”这一前提下倒出乎意料地摆脱了与生俱来牵引着的诸如关于种族、身份的讨论,使得该艺术家最擅长也最迷人的特质得以轻盈地脱身而出—原始的、高度的身体使用能力和观看时产生的幽默感,他另一件更游戏感的作品也合理地加强了这一印象。李青的“杜尚-蒙娜丽莎合体”虽然也处在艺术家一贯的创作线索之内,在展厅中却显得僵硬和缺乏活力,勉强贴题。

回到“男孩”这一特定称谓,和展览“重新定义(今天的)男性气概、角色”的企图,非常有意思的设想,不过展览过后,对于“男孩”,我们仍然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感和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的好奇心。何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