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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阿涅斯·瓦尔达以摄影师身份参加了一个由法国各界人士组成的中国访问团,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旅行。
55年后,她决定在其回顾展“阿涅斯·瓦尔达的海滩在中国”发表这些图片,并在出发赶往北京前的几小时,为《艺术界》撰写了一些文字。

像小猫一样美丽

1957年,中国还没有被联合国承认,对外国人关闭。法国参观团的人们受邀把各自不同的经验带到年轻的中国,我很荣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决定竭尽全力把摄影师的工作做好。很多事情等待着我去发现。所有的事情。

为参观团准备的行程极富政治导向。被问及最想看什么、以及关于这次探访最大的期待,我说:我是法国剧院—我们的人民国家剧院的摄影师,所以我想去拜访和拍摄人们喜闻乐见的公共娱乐形式:街头马戏、套杆木偶、牵线傀儡、传统戏曲、全部由男演员或女演员唱的戏曲(就像上海的猫女剧团)。
我被一切所吸引。集体行为。每个人身穿蓝色,男人,女人,完全摆脱任何时尚的主宰。上百万的自行车和儿童就像小猫一样美丽。
我们一路从北到南,沿着长江坐船从重庆到上海。因为团中的一位记者成员希望报道中国少数民族,我们还去了云南。
活动非常丰富,令人应接不暇,惊喜连连。更别提食物:不同地方的食物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在四川,我什么也不能吃,太辣了!
整整两个月的贯穿城市与乡村的发现之旅。

我根本没有想过在这次旅行中拍电影。我甚至都没有带16毫米摄像机。我带了很多摄影器材,一台禄来福来、一台莱卡M3,很多镜头和胶卷。我打算带回一个图像的大丰收。
直到录像机出现以后,我开始像拍照一样在旅行中拍摄录像。取决于想要做什么,我选择做摄影师、电影人或是视觉艺术家。就像戴三顶帽子,用三组工具工作,以及培育三个花园。
我拜访过包括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俄罗斯(前苏联)、中国和古巴充满了惊喜且难以解读。因为我说西班牙语,我能更接近古巴人民和事物。

我的1957年中国行照片在法国并不知名。当时,两位著名的摄影家布列松和吕布也在中国。他们的照片做成了书,成了杂志封面。彼时籍籍无名的我,则并未如此。我很高兴2012年的中国观众能够发现这组照片,一如他们在1957年的样子。

我想创造一个结构来展示我的照片,避免仅仅在美术馆的墙上排列图片。我用儿童使用的小木片、木头图钉做了一个廊柱的模型。我把它做得很中国并涂上红色,不仅因为我热爱红色,也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总是和红色相连—我们都记得毛泽东的小红书—而且我知道在中国文化里红色也有着很多其他意义。
这个小“宝塔”模型,已经被放大,成为中央美院美术馆巨大入口大厅中央的大展馆。我希望红色是令人愉快的颜色,是热情的款待。

50年代我对中国知之甚少,现在虽然了解得多些但依然微不足道。媒体里有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报道,还有电视节目、评论,以及对我尤为特别的最近的中国电影人。我希望能够在这次中国行和他们见面。
和50年代相比,因为这次我是以艺术家身份为了展览和放映而来,我将拥有更加丰富的会面和思想的交流。
在我们这个充满了灾难、仇恨和苦难的喧嚣世界,我相信文化交流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艺术是清风,我们需要感受它的轻拂。

阿涅斯·瓦尔达,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