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夜间生活贫乏得出奇。常住北京的外籍人士，在百无聊赖之余，也想到寻找乐子的必要。云集北京的“老外”（时兴的对外国人的称呼），堪称龙蛇混杂，干什么的都有。在他们安排的乐子里面，比较值得玩味的倒有一样，那便是“洋沙龙”。

平时，到了周末，尤其在周六晚上，住在北京的“法定租界”建国门外、齐家园或三里屯外交公寓的“老外”，会组织一伙中外人士到家中吵翻儿。本来，周末开开party，玩闹一通，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我所说的“洋沙龙”却是别具一格的玩意，寻且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第一代：文革的遗裔

洋沙龙同古今中外的文化沙龙有个共性：一群自命不凡的、以文人骚客为骨干的活宝。群而聚之，进行交际。他们似乎都有点“当今英雄人物非咱们莫属”的信念。人数多了，自然也会出现各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场面。

北京的洋沙龙历史并不长久，细算的话也还不到十个年头。在文革结束后，防止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的清规戒律逐渐被另一套伸缩性很强的紧箍咒所代替。中外人士可以有限度的非正式接触。早期的沙龙自发地形成了。渴求同本地人结识的常住北京的外国人（有记者、外交官和学者）在一九七八、七九年“北京之春”前后，终于有机会遇上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语言的中国人。那些人里面有社会活动分子、画家、作家（主要是诗人）和希望趁机练习外文的闲散人员。这就形成了北京第一代的洋沙龙。

经过数年波折，到了一九八三、八四年的“清污”运动时期，参与首批洋沙龙的中国人基本上各自有了“归宿”：艺术家（主要是“星星画展”的成员）有的结洋婚迁居异邦，有的独自远走他乡；耍笔杆的文人骚客则发迹较缓慢，直到有人译介他们的作品到国外时，才有可能得到超度。

第一代洋沙龙的华人成员多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在中国算是年轻的了。他们颇能掌握政治、社会和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时和他们过从的外国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热心于中国政治的人，彼此共同兴趣和语言甚多，甚至还可以说有不少共同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第二代：讲求实际

到了一九八五、八六两年的“宽容”时期，北京出现了第二代洋沙龙。表面看，第二代洋沙龙有如第一代那样多样化，但仔细观察则可以发现这时参加洋沙龙的中国人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代了。

第二代参加沙龙的人平均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左右，身份仍旧以画家、诗人和习外语的为主。他们同第一代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关心国事、谈议政治的兴趣大大地减弱了。这些年轻人和同代的驻京外国人一样比较讲求实际，他们关心个人前途，希望组织关系网络，追求娱乐。对比之下，第一代人总爱装出深刻状，大谈匹夫之责第二代却精通于时装，赶时髦，以及全方位地介入国际青年的世界。他们和外国人聚会，不像上一代那样经常谈大道理，而是少谈主义，多谈实际。

这批年轻中国人当中有许多可供玩味的事迹。有的每次参加晚会时，总是捧着自己的近作，抓紧机会出示给老外们欣赏。若是作家，掏出来的便是手稿或铅字的小说和诗词（近来这类“地下读物”有不少用电脑排字，有的甚至是英汉对照的）。画家不能捧着大作跑沙龙，但他们也有绝招儿：出示全部作品的幻灯片。其他狂诞且可爱的例子更是罄竹难书。

沙龙主人的两个类型

给第二代跑沙龙的人提供活动场所的外国人与第一代也有一些变化。其中大部分人是文革以后才开始接触中国大陆，甚至是在八十年代以后才来到中国。他们和大陆的年轻人一样，对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了解都不十分深入。

洋沙龙主人较特殊的有两类：

一、发现者，亦叫“洋伯乐”。这一类人一般都会讲点中文，酷爱中国文化。由于他（她）们的身份（记者、外交官或其家眷、商人、学者，以及外籍专家），有创办沙龙的充分物质条件：宽敞的住所、可观的收入、汽车以及外国关系。一个发现型的沙龙主人往往认为自己爱“才”如命，甘愿为自己所发现的艺术家、诗人牺牲时间和精力，为之铺平走向世界的道路。他们同时也通过发现去肯定自己，并以艺术家的发现者的姿态成为沙龙活动中的主要角色。他们除了要有敏锐的发现能力，往往还有称霸的念头。为此，洋沙龙的主持人之间，彼此时有攻讦。

二、占有者。这一类人到了中国，觉得除了昏昏然过日子，也理应享受一点“中国体验”（Chinaex-perience）。所谓“中国体验”，有精神和物质两种：精神方面包括认识一批中国人，物质方面就必得去购买一些中国玩意。北京年轻画家的作品是理想的纪念品，既算得上比较新潮，价钱也不会太贵，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官方不时禁止这些画家搞展览，买一幅插上“违禁品”标签的美术品，颇有冒险主义的诱惑。

占有者是发现者的最佳同盟，他们经常合伙在外国人公寓组织一些被发现的画家的展销会，为艺术家牟利。倘若展销生意兴旺，洋东道脸面也会增加光彩。而且官方可能禁止的活动仍能为特殊的观众举办，参加者无不感觉到有几分类似“闭门读禁书”的喜悦。

此外，当然还有些是爱玩闹的人，这些人都有几分倜傥不羁，因为嫌北京的生活太枯燥无味，一旦风闻有热闹可凑便奋不顾身，踊跃参加。上述几种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无法仔细剖析。

新时期的租界文化

在北京，洋沙龙的参与者人数很有限，但却有一种与这微小的数字不大相称的影响。这是官方许可和支配之外的国际文化交流；有些人的作品和名声通过洋沙龙出口，倘若在外国成了名，说不定还能“出口转内销”，在当道者眼里成为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

中国地大人多，能在十亿芸芸众生中有幸参加洋沙龙并非易事，需要一点“缘分”才行。第一，他们必须住在北京或经常出差到北京。第二，他们之中不知何故相貌堂堂者比例很大。第三，他们多数生为男士。

洋沙龙可说是一种“新时期”的“租界文化”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英国作家阿克顿（HaroldActon）写了一部讽刺北平的洋人文化圈的小说，名叫PeoniesandPonies（《芍药与小马（?）》），里面描写了几位被主持沙龙的太太们请来充当点缀的中国人。洋太太认为这些人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复兴，而请他们喝茶吃蛋糕则足以表现自己体察和同情中国的国情。虽然事过境迁，但洋沙龙近年又在北京兴起。

现在的洋沙龙这种文化现象，仍有待文人用文章或者小说作描绘。听说北京有一些局外的评论家正留意这种“新时期”的文化现象及其影响与利弊。他们已经清晰地看到洋沙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和艺术的门外汉。这些人只是到了中国以后，由于机缘巧合，或者对官方文化的逆反心理，才开始成为另一类型的文艺鉴赏家。

澳洲新任的驻北京文化参赞周思（NicholasJose）本身也是一个作家，他有一部新作（暂名为Crackers《炮》），就是以沙龙文化的怪现状为背景的。巴金的公子前年用李晓的笔名，发表了数篇类有钱钟书讽刺小说笔调的作品（如《继续操练》和《机关轶事》）。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北京的作家群里面会有人试写他们身边的新“围城”。

原载于《九十年代月刊》
1988年03月

我看见了未来

1919年，纽约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探访了新建立的苏联。在处于变革时期的苏联的三周旅行所见一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他所说，那个地方正在经受着“邪恶的临时状况，不过一切在希望和那个‘计划’之下显得可以容忍”。林肯·斯蒂芬斯那句日后被反复提到的名句“我看见了未来，它行得通”正是受此次旅行的启发。

当我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刊登以上文章时，我感到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细心的学生，我可以去辨识到那些主流之外文化景象的未来（1977年我为此期刊工作时，它的名字还是《七十年代》）。这些内容在我1986年合作编辑的《火种》以及1992年的《新鬼旧梦录》里有所反映。与我所写的严肃学术作品不同，这篇文章以口气相对尖刻的杂文形式撰写。杂文在中国被称为文学“匕首”，流行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在香港媒体上仍可看到它的繁荣（在台湾媒体上也时有显露）。

在我1999年出版的《赤字：中国当代文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中，我除试图追溯中国政党体制文化的演变之外，还记录了“那些渗透、操纵甚至反抗这种文化的人，以及那些努力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文化结构之间开辟道路的人”。（p.xiii）

正如以上文章和我的中国当代研究所展示的，我一直以来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在自有权力架构和符号世界下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化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利用来自外界的影响、肯定和多面向的开发，在国内以及国外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全球性的文化共识如何进入这个一直在排斥同时也在不断适应它的体制。”（pp.xiii-xiv）

莱昂纳德·科恩1992年专辑的主题曲《未来》歌词里也出现了“我看见了未来”，对于我来说，这句话很好地传达了一些东西，虽然和我1988年撰写这篇文章时看到的不同，但它描绘了一种其后即将明朗的景象：

….还给我柏林墙
给我斯大林和圣保罗
兄弟，我看到了未来：
那是一场谋杀。

所有将要滑落，从四面八方
它不会落为一场空
没有任何你可以继续衡量
暴风雪，这世界的暴风雪
越过了门槛
颠倒了
灵魂的秩序
2012年5月，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