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柏林双年展以“忘掉恐惧”为题—由阿图尔·祖米卓斯基及其合作策展团队策划,该团队包括波兰艺术史学家、策展人乔安娜·沃尔莎,还有距离更远的俄罗斯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团体维奥那—但是这句口号背后更直白的问题是“艺术能为现实政治做什么。”双年展开幕前不久出版的《奥地利国际摄影》杂志特刊中,祖米卓斯基和沃尔莎更详细地讲解了他们的策展理念:“我们的标准不是挑选‘最有意思的作品’,而是看哪些艺术家更有潜力引发社会及政治变革。没有一条清晰的线标记着研究在哪里终结,创作从哪里开始。柏林双年展将会是一次内容与时俱进,直面现实,企图引发真实改变的展览。”祖米卓斯基和沃尔莎一直在寻找“公民抵抗运动、政治或活动中被视为平庸的艺术。”他们承诺一定会“呈现那些真正奏效的艺术,留下现实的印记,打开一片政治演绎的舞台。”入选作品均能制造政治事件—有些应对的是社会中的迫切问题,有些则面对长远的政治记忆。

祖米卓斯基及团队是如此定义他们的兴趣范围的:“艺术的政治有效性,知识阶层与创造阶层(尤其是艺术家)参与政治的活动,他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反应,以及艺术如何被用以建构历史性叙事。”如今,欧洲陷入经济危机已达四年之久,还有策展团队开门见山的宣言—不为审美而为社会与政治,并且着眼于当代艺术生产的行动主义方式—让该展览在开幕前数周乃至数月已经蜚声柏林艺术圈。总的来说,为了让展览有别于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柏林举行的其他诸如类似的活动,一种批判的姿态似乎是必要的。去年由柏林双年展创始人之一,克劳斯·比森巴荷策划的审美化双年展“在柏林”,其失败依然历历在目。

不过当然了,理论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这样一场政治与艺术的联姻会带给人怎样的视觉效果呢?更重要的问题是,双年展的舞台真的适合作这种演示吗?因此真实发生的也许是一场对力量的考验:这种艺术家—策展人宣言究竟有多大力量?“我所采取的策展模式,”卓米卓斯基写道,“不是一种对艺术物品的管理:将它们从艺术家的作品库中遴选出来,运输、保险、挂墙;而是对表面上是艺术行为,实质上是互相对抗的不同政治立场进行调节与斡旋。唯一能够破坏这种工作模式的是焦虑,惧怕采取行动后所要承担的后果,从而无法设想任何实际的行动方案。”然而这样一种策展理念对观众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强呢?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本次双年展由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提供250万欧元赞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采取一种高调的行动主义姿态,同时又避免落入越来越自相矛盾的境地呢?

与此同时,参展艺术家名单异常的短,大人物更是寥寥无几:奥拉弗·埃利亚松、亚尔·巴塔娜、帕维尔·阿瑟曼以及祖米卓斯基本人。显然,统治许多其他双年展的明星体系在这里被刻意规避了—可是对新星的发掘同样欠缺。位于奥古斯特街上的KW当代艺术中心主入口的500平米场地完全没有被用于艺术品展示,相反,策展人邀请“国际占领运动”组织的行动分子于展览期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这次“占领柏林双年展”为“任何一位对政治行动、批判思维、提升技能,乃至改变世界有兴趣的公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空间。”不过这种DIY空间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即便是那些善于创作大型作品的艺术家也为了适应主题而选择了小规模。奥拉弗·埃利亚松邀请当地政治家古伊多·布兰德根斯参与他创办的“空间实验学院”的一个学期课程,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交流达到政治与艺术实践的直接相互作用。”艺术家帕威尔·阿尔萨默尔在作品《草拟者的大会》中邀请观众在圣伊丽莎白教堂,一座位于柏林米特区,距离KW仅步行十分钟的已被改为俗用的教堂的白墙上创作集体涂鸦。五月中旬,以色列-荷兰艺术家亚尔·巴塔娜继续进行她的JRMiP—“波兰犹太复兴运动”项目—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的赫贝尔剧院举行了长达一周的大会。在双年展的协助下,大会讨论了那个有着民粹气息的富有争议议题:让330万犹太人返回波兰,“今天的犹太人已不再是当年被赶出欧洲的犹太人,而今天的欧洲人也不再是当年要为种族清洗负责的那些人。这是一个再次团结起来,让欧洲和以色列变得更好的时机(也许我们甚至能改变整个中东)。”一些更具有视觉性的作品也针对这一主题,似乎在本次展览中,中东冲突是一个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难民营“阿依达”从约旦河西岸寄给双年展一把巨型的“回归之钥”,如今在KW的花园中展出,向参观者讲述如今已有62年的难民营的历史。在KW的纪念品商店里售卖由巴勒斯坦艺术家卡勒德·贾拉尔创作的系列邮票,其中一张邮票上是一只黄色背景中的亮蓝色羽毛巴勒斯坦太阳鸟。邮票看起来很官方,却是由德国联邦邮政限量发行的。贾拉尔自认为作品是受到“能在一个普通的国家里作为一个普通人过上一种普通的生活的梦想”启发,在双年展期间,他还负责给观众的护照盖已经不复存在的巴勒斯坦国的印戳,他在拉姆安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过类似行为。

据KW当代艺术中心总监加布丽尔·霍恩称:“此前从来没有一次柏林双年展像这次一样在还未开幕前就引起如此大的国际反响和争议—不仅仅来自媒体,还来自艺术家和同行。”很自然,开幕前的热烈反响也包含了失望的可能性。捷克艺术家马丁·塞特的作品《德国,摆脱它》就是一个例子。塞特之前宣布回收了六万本由前德国央行董事局董事蒂洛·萨拉辛所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畅销书《德国自取灭亡》。可是在KW现场展示的却只有区区四本书,着实让人失望。

也许,本次双年展最有趣的方面在于它能激发富有批判性的争议。因为“忘掉恐惧”,人们得以更深层地质问在艺术中探讨政治问题需采取的形式。正如在柏林的政治顾问阿朗姆·林切尔在他的月报专栏上所写,将政治话语的任务外包给艺术领域,这也许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一个根本的基准问题还没被回答:“到底为什么艺术要有政治性呢?对于本应富有批判性的艺术来说,这个标签究竟有多恰当?难道今天更迫在眉睫的不是对我们的政策采取政治行动吗?”他的这些观点很意外地回应了策展人最初提出的问题,“艺术能为现实政治做什么。”基托·聂多(由梁幸仪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