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现代的深处

《装煤麻袋吊顶: 向杜尚〈1200个装煤的 麻袋〉致敬》,2 012年 装煤麻袋、金属焊炉 尺寸可变

本次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的题目“现代的深处”有三关之意。其一与展览的场馆有关,它是坐落于比利时亨克城沃特斯黑的安德烈·杜蒙大楼,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停产的矿场。20世纪80年代当众多煤矿场停产以后,这个城市到处遍布了深渊般的矿洞。其二是煤矿业对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当然也是展览主题的出发点。最后,也是更为抽象的一层意义,在于展览试图重新审视、分析和构建现代性与当代和未来的关系,将未完成的现代主义事业重新从记忆的底部挖掘出来。

“当下已经不再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临界点。它变成了一个场所:一个常设的重写过去和未来的场所,一个永恒的重写历史的场所,一个不断繁殖 超越个人控制的历史叙述的场所。”(鲍里斯·格罗伊斯《时代的同志》)通过展览的形式来对历史进行再评估成为近几年来受到策展人偏爱的策展重心,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历史性并不代表展览是所谓的历史展,恰恰相反,这些展览往往涵盖大量的当代艺术作品。于是,一种奇妙的时间性在这些展览的空间里张开,以撒网式的方式串联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性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和时间之间产生的感知关系,一种理解和体验时间的方式。而如今我们身处的世界更是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时空,时间性从未如此强烈地影响我们。互联网的出现将图像、信息传播变成了即时性的:一方面这些信息常常是片面的、遗漏的、经过媒体曲解的,因此一 种历史失忆症正在慢慢形成;另一方面它使得信息变得更具民主性,单一话语权的影响在逐渐减弱,组织信息的方式也变得更开放,信息的关系网络跨越空间、连接从前和现在、连接之前并没有交集的学科,从而给予新知识产生的空间。

对时间性理解的演变给本届双年展做了重要的铺垫工作。总策展人瓜特莫克·梅蒂纳指出本次欧洲双年展旨在不简单地回溯模仿现代主义逻辑(即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统治性),但同时让我们重新关注其深邃的时间性。这样的初衷和之前提到的三关之意使展览在布局构思上有了清晰的三部分框架:一,“重建的诗性”:包含当代艺术创作,体现艺术家对全球经济体系自身重建的艺术反馈;二,“煤的时代”:主要呈现19世纪至21世纪艺术生产在美学上与工业时代,尤其是煤矿开采之间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展览中的展览,除了艺术主体之外,还涉及自然科学和环境科学等;三,“十七吨”;展览的文献史料部分,展出了在比利时林堡省和几个欧洲其他地区煤矿业历史的档案。

在楼层的安排上,展场的一楼是历史文献部分,二楼和三楼是当代部分,“煤的时代”则被置于二楼独立辟出的一个展厅里,同时地下室也散落着部分当代作品。有意思的是,策展人在安排展品布局时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一种线性时间的历史观:随着楼层的上升,我们从过去走向了当代。各个部分之间的组织显得较为孤立与刻板,虽然一种希望通过“当代艺术作品和历史物件之间互相刺激从而产生新观念的想法”有所体现,但过强的逻辑性反而使展览太具说教性。相对而言,“煤的时代”这一部分是最有新意的,在构建知识体系和历史联系上有所突破。

艾默里·亨纳, 《 比整个宇宙大一点》 2 012年 装置,陶瓷雕塑、绘画、 现成品,尺寸可变

策划这部分的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道恩·阿德斯。展览在入口处重现了杜尚于1938年为巴黎超现实主义大展设计的《1200个装煤的麻袋》,使其成为一个连接不同时空的四次元口袋。粗略地遵循编年结构的同时,展览也由几个不同的分主题充实起来。比如一系列描绘工业风景的绘画和摄影,表现工人阶级工作状态的现实主义作品和对工业污染和美学之间的辩证思考等。当观者流连忘返于这些经典现代主义作品之时,展厅突然被一个取景框般的空间结构分隔,使安置在后方的景观式油画有了进一步的透视关系,越发生动起来。这幅描绘想象中史前煤矿起源碳化森林的景观油画,是当时沃特斯黑矿场职员的简·哈贝克斯受老板委任,基于在布鲁塞尔皇家自然博物馆的调研而创作的。策展人同时恰到好处地将几件化石标本穿插在此处,通过名词解释和标签说明等博物馆学手段,让观者仿佛突然置身于一个自然博物馆中。这种并置关系使煤炭不仅在艺术解读中具有其象征性的意义,也将其还原到本身作为一种自然物质的状态。而就在附近的是罗伯特·史密森的装置作品《地点和不确定的地点》(19 6 8年),艺术家将煤炭放置在成直角状的金属容器中,形成一个抽象的几何形态。不熟悉史密森作品的观众可能会将这件装置作品误认为另一个盛满煤炭化石的展示柜,但正是这种可能产生误解的潜力使空间中的物品脱离其常规 的思考逻辑轨道。

展览的当代部分显然试图囊括太广泛的话题,比如消费模式、环保能源、性别与体力劳动、全球经济转变、新自由主义经济、地下经济等等。尽管显得适时,却漂移地与初衷主题太遥远。作品在诗意且抽象的艺术哲学叙述和直白严肃、时事评论般的阐释之间苦苦周旋。当然,众多艺术作品还是让人印象颇为深刻。比如爱尔兰艺术家邓肯·坎贝尔长达50分钟的录像作品《来个新的,约翰》(2009年)讲述了踌躇满志,但却只生产了一个型号汽车(DMC-12)就以失败告终的德劳瑞恩汽车公司的传奇故事。坎贝尔采取他的一贯风格,穿插大量新闻脚本和档案素材构建了一个回旋于历史和想象、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叙述;土耳其艺术家艾默里·亨纳的装置作品占据了三楼一个残败的空间,通过组织摆放一系列现成品和抽象雕塑物件,他创造了一个似是非是、亦真亦假的诗意空间,历史、自然、宇宙在其中交融。

尽管,在展览的模式和结构上,“现代的深处”显得过于小心翼翼,但它的确在构建当代艺术作品与历史文献、其他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理论的关联性上做出了努力。展览带领观者于此刻访问在不同空间里的彼时,产生对时间性的思考。它将一种被压抑在深处的欲望挖掘出来:一种建设性地、而非纯粹怀旧地重审历史从而反思当下的愿望,一种通过重访现代主义,打破并重建我们与时间之关系的期许,一种对更真实、更人性化的未来的想象。

翁笑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