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季云飞的水墨作品中，乡愁对应的是面对现代性后果的重新审视与反思，而非是纯粹的基于“文化身份”的美学选择;他的作品既有时代的烙印，也有对现实的批判，而联结两者的是近乎于寓言的叙事。

1983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的文章。文章的署名作者周扬。这篇文章原本是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所作的报告。文中之所以谈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与“文革”结束后强调思想解放，摆脱极“左”影响的政治环境有关，其理论的来源是马克思青年时期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让周扬始料不及的是，党内对于这篇文章的不同意见，直接诱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

虽然，这场政治运动很快草草收场。但对于画家季云飞而言，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倒春寒”，却足以令彼时的他做出一次人生的重要选择—联想到自己的老师们在“文革”里遭受到的各种政治迫害，刚从央美油画系毕业的季云飞想到去国外继续自己的艺术生涯。直到现在，季云飞也不清楚“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因何而起，他在那时奔赴异国的决定只是为了脱离随时可能到来的极左政治的管控，免于重蹈自己师辈们的人生覆辙。

1986年，季云飞移居美国，在几经辗转后定居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在那里，季云飞遭遇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场域，所谓的“西方”在此刻已近身为一种微距的生活，之前的种种想象都在日常中被解析成一个个琐碎的具体。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置身其中，季云飞也势必会反复的考量与校正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位置关系。所以，当季云飞在1990年代转向水墨媒介之后—昔日那个追求前卫艺术的青年，已蜕变成为一个对于“局限性”有所感悟的画家—他并没有去提炼与强调水墨媒介笔墨意趣所蕴涵的东方玄思，而是本分地运用传统的水墨语言，通过对人物与场景的具象描绘，将一种既有的存在曝于我们的面前。或者换句话说，由水墨媒介引出的“文化身份”问题，作为一种全球化过程中的后果，在季云飞这里，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可供回溯与反思的问题原点。

在季云飞的水墨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述，正如他在一段自述中所写，“我喜欢各种因素对立与矛盾的关系。也许表面上和平静止，但当你细细观察，会发现其中隐匿的不安焦虑”。“表面上的和平静止”归因于季云飞在语言、造型以及构图因循了传统水墨的程式要求，笔墨的美学趣味近乎于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如果说，回归水墨意味着乡愁，那么，季云飞在作品叙事上持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态度，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乡愁何以成为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客体。所以，从季云飞个人角度来看，他所说的“不安焦虑”实际上与他出国前的政治体验息息相关。从《公粮》到《七位学者》，季云飞曾用一系列的作品表现了从“大跃进”到“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为了标示出政治运动中的非人与荒诞性，画家将专制的形象异化为小丑或者是怪兽。

而这种对于权力的警醒与批判，也被季云飞移植到对美国政治现实的关注中，《高枝之上》与《互为鬼》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高枝之上》所指涉的是美国政府为了对伊拉克开战，在媒体上统一宣传口径的做法，作品中没有人的形象，喇叭下方的一群鸟，象征着遭受国家权力愚弄的人民。《互为鬼》则取材于中国的聊斋故事，季云飞用故事中两个男子彼此猜疑对方是鬼的情节，影射在9·11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反恐为由获得监听全体公民电话的权力之后，所导致的全社会的恐慌与猜忌。对于权力专制性的揭露与讽喻，是因为季云飞深知专制与群体性苦难之间的逻辑联系。然而，季云飞的思考不仅于此。

在他最为著名的“三峡”题材的系列作品中，季云飞将个人的乡愁与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家园的移民对接在一起。他深入中国腹地的农村实地考察，做了大量的调研与写生的工作，如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讲求的“深入生活”。然而，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季云飞没有去描绘用于象征现代化的水利工程，而是在向我们集中展示了因此而来的“失去”。为建大坝不得不搬迁的农民，拆毁的房屋以及堆砌在空地中的家什杂物，看上去都具有一种行货感，而这些现实的形象被季云飞填充在传统水墨的泉石林木之间，显得既怪异，又令人不适。无论是《三峡库区移民图》，还是后来的《文村纪事》，对于季云飞而言，这些手卷作品表述了中国近一百余年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所失去（牺牲）的一切，包括那些“不具牺牲条件却被要求做出最大的牺牲的人”，被现代性摧毁的人与家园之间的自然根基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心。所以，季云飞的乡愁是面对当下社会和心理创伤而生出的一种历史悲悯。

现在因为个人原因，季云飞暂时回到北京定居，中国改革开放也经历了三十余年，那场导致他离开的政治运动也不大被人提及。然而，周扬在1983年的那篇文章里所列举的一些“异化”现象，却依旧可以在当下的中国激起现实的回应—“由于民主与法制的不健全，人民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不被提及，并非意味着会被遗忘，虽然它似乎被封存在时间的灰烬里。但历史的奇特之处在于，我们总是会在某个特定的机缘，在现实中遭遇到历史的幽灵。也许，季云飞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机缘，一次次的将那些被权力封闭的社会和心理创伤揭开，它坦率地对待我们所生活的分裂的和无法调和的性质。

正如福柯所言，“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是塑造别人的政治意志，教导别人做什么，而是通过在自身领域所作的分析研究对那些明显的公设再次提出疑问，动摇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打破常规，重新衡量机构的组成法则，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特殊工作，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思索来参与政治意志的塑造，从而尽到公民的责任。”虽然，在季云飞的作品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未来的方向，但我们却可以在其中发现改变现实的能量，如果说，季云飞的作品是寓言，那么寓言与预言之间的界限就在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