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界近些年对东南亚渐增的兴趣是毋庸置疑的。去年的迪拜艺术博览会邀请了艾利雅•丝瓦思蒂卡担任关注东南亚艺术的“记号”策展空间的策展人；五月底，香港佳士得举办专场拍卖会，呈现东南亚藏品之多为佳士得历年之最。或许最具说服力的还是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展览“无国别：南亚和东南亚当代艺术”。（或许有人会怀疑成长于欧洲的越南裔艺术家傅丹为何得到如此关注，或许还是因为他的种族背景吧。）除了这兴趣背后的原因，不难看出东南亚艺术的火热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社会崛起的相似之处。的确，曾经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得到全球认可的那些西方人现在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至少，在一些西方人眼里，中国艺术家都是一类人；在同样的期待下，他们的困境与关注（如果艺术家还有些许）被错误地归类。然而，东南亚并非一个国家，艺术家之间也并没有相通的语言。把他们混为一谈是场冒险的尝试，很容易招致批评和策展的失败。然而在横滨美术馆，这并非不可能的任务。有时，它甚至是唯一的出路。

首先，展览包含的国家中很少有国家有足够成熟的当代艺术生态来支撑相应的展览。其次，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的确有相似的政治和历史经验（首当其冲的是殖民地背景）。但组织者做足了准备面对将招致的不屑，“欢迎来到热带丛林”，单是这个标题，他们干脆承认了分类过于天真的危险。“热带丛林”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蛮荒却葱郁，形形色色又令人迷失。无论你是藏家还是策展人，毫无准备地面对它令人目眩的魅力，迎接你的将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但“热带丛林”在这里的含义并没有如此凶险（它们也不能凶险，毕竟展览是为了推动而不是抹黑该地区艺术），与其说它指向热带丛林，不如说涉及假采伐和发展之名的毁林（过去不到五年之间，马来西亚86％的森林已经消失），以及艺术家面对问题时使用形式和方法的多元。正如新加坡艺术博物馆的高级策展人荷利所言，“这个展览展示了艺术家继续直面那些切身问题的艺术实践，例如个人和国家的历史和身份，快速的城市发展，经济成就和碰撞; 以及超然的材料和策略。”

的确，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缅甸和柬埔寨25位艺术家的28件作品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主题。博物馆入口就是纳文•罗旺柴库尔的《纳文在哪里?》（2007年），这个装置是艺术家身着传统印度服装、手举以数种语言写成的姓氏标识牌的玻璃纤维复制品。背后的故事是这位有着印度血统的泰国艺术家去寻找世界上与他拥有“同样姓氏和相似命运”的其他人。或许是因为它怪异的造型—蜡像乍一看多少令人不安—这件作品作为展览前言有些不招人喜欢。会不会里面的展览作品也令人失望，老生常谈“全球化”、“身份”之类的话题？对固执的观众而言，会不会整场展览都享有“相似命运”？

整个展览唯一毫不掩饰玩味全球化的是银行家／艺术家李文的《世界级社会》（1999-2000年）。它的力量来自令人捧腹的浮夸。通过煽动的演讲，号召新加坡的一切成为“世界级的”—医疗、教育、体育、博物馆—艺术家讽刺地赞颂了经济发展。但观众必须通过一条悬于空中、可调节高度的长长的白色布管来观看录像，这就提供了一个适于思考的距离。相应地，艺术家也质疑了进步的终极价值—或者仅仅是惋惜一个国家即便在独立之后，仍然极其努力满足其前殖民者设立的标准。

其他还有Nge Lay基于图像追忆逝去父亲的《受限制的事情的关联性》（2010年）；弗兰克•卡拉格汉关于马尼拉贫困状况意外迷人的摄影作品；PHUNK向建筑及当代城市复杂性致敬的《电力都市（霓虹）》(2010年)；以及乌萨玛在《回忆久违的往事》（2007年）中通过把艺术家本人照片合成在档案照片中“改写了”马来西亚的历史；章永佳用《芭蕉仕女》（2007年）中陶瓷勺子里的缩微绘画讲述了一个母亲误以为孩子被带走的故事。相比家庭、自然、美或者单纯的可能性，这件作品指涉那些被认为不复存在但并未完全消失的事物。不难看出这与正在消逝的东南亚自然景观—共有的“生命力”—的相似之处。

林育荣的 21分钟的录像作品《所有的行流出来》（2011年）记录了在新加坡毛细血管般的季风水渠中缓慢漂浮的旅程。它的主角是摄影机镜头，其视角永远只是稍微超出水面。镜头从郁郁葱葱的热带沼泽的默片长镜头切换到被河水淹没的水泥地下通道，但水是无处不在的。效果来势汹汹，它的庄严是宇宙重力不变的主题。我们忙于当下，长于当下，但我们是更大的存在的循环的一部分。凭着多层次的含义和相对其他作品有形、具体主题的超越性，作品最集中地承载了展览的使命。就像书档一样，它同其他作品一道，最后完成了这一任务。

在阿拉雅•拉斯迪阿的三屏影像装置《泰国旋律I, II and III》 (2002年)中，尽管是以一种更不安的方式，观众也在其中接近了宇宙。艺术家的镜头在停尸房一排排无人认领的尸体间移动—有的尸体已经腐化变黑，有的半浸在甲醛中漂浮，关于“爱情理想”的古老文本在这里吟诵，以此安抚这些流离失所的灵魂，并给予他们最后的仪式。即使看不到女人对着亡者吟唱的画面，单是听着她近乎神圣的安魂曲（更不提理解她唱的什么），观众就足以理解这是一个慈悲有力的举动。一方面，将这件作品纳入展览内容冒着给东南亚过分渲染异国情调、表现它落后迷信的危险，但考虑到艺术触动原始的独特能力，将这件作品排除在外会使得当代艺术的观众失去一次与人性再度联结的机会。许多观众早已忘记，艺术或许可以在高深莫测的画廊、拍卖行、博物馆之外的精神领域独立存在—这一概念早已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就像东南亚社会中的丛林，或者没有？忘记市场至上，忘记简单归类一个区域的艺术家有多冒险，这样原始的警醒才是这场展览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