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或译为“诸众”）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其用意在于在资本主义的新格局中，比如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带来的更多共谋与整合的可能之下，主体如何在自身持续的“决断”中实现真正的多元与差异化。相对于“人民”业已成为对应于“国家”概念范畴内的差异的合法化解释，“集群”反而要求作为某些更加普遍与一般性的机能的对象（比如肉身，语言等），超越“主权”所挟持的辩证法经验与治理术逻辑所构建的宏大框架，转而将所谓的“政治”在所有一切微观局面下展开。

如此而言，当代艺术与“集群”的关系似乎是梦寐以求的：当代艺术所强调的个体实践事实上意即某种处于不断决断中的主体，试图在变动不居中把握自身的不可规划与不可预设的动态主体性；另一方面，当代艺术针对已知结构进行的反思，以及对前卫知识的应用，亦可视为孕育新的政治与问题空间的动力所在。然而从事实的情况上去分析，一个奖项以及一个展览所能释放的能量与意义难免在与概念的摩擦中受到折损。首先是“集群奖”所确定的地缘政治的基准，使得其不得不陷入与“集群”概念相左的古典政治概念之中：如果在“亚洲”的局面下探讨集群问题，那么就相当于回到了民族国家层面去建立彼此的关系（集群奖将亚洲的区域按地理方位划分为中国、东亚、东南亚等几部分），而不是以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作为出发点—也就相当于扭曲了“集群”在其根基中所力求表达的对于“少数性质下的普遍”的强调，转而向多数、普世、身份政治的一方寻求实际操作的方便。

其次，在伴生展览的论坛上，对于机构的讨论强度似乎要超过对于艺术本身的观照。当代艺术的机构现实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机构的本体意义，它的超验欲望，以及机构之间的关系系统，正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当代艺术之中真正激进的部分，比如在对于主体的“可塑性”问题上，机构就显示出自身的虚弱性：它一方面无法取代“人”/艺术家在知识的操作与形象的塑造上的能动性，而只能作为这些能动性的连接装置，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假托为超越“人”的一道保护性屏障，且具备超越个体的智性与视野。机构通过 “项目”内在张力的增强或者深入，以及项目在不同机构间的持续流转与巡回，在某种程度上将当代艺术等同于某种流通过程的派生物，一种特殊、独立的“附庸”。

在诸多的讨论面相下，展览本身反而成为了配角。整个活动像一场国际化的飨宴，提供形形色色的言论与全球背景的作品。艺术家们在“集群”的号召下集结的作品充斥着各种不明确的标记与线索：文敬媛与全浚皓在Documenta 13中备受好评的作品《世界末日》中对于未来的悲观态度通过精致、准确的电影化再现的方式得到表达，另一边姚瑞中的《海市蜃楼—台湾公共闲置设施》却通过对过去的整理与档案化获得了一个对于当下介入的出口，抑或Ha Za VuZu的现场表演利用人声双簧完成的对于政治事件的替代性表述，但是它们是如何在展览中获得了共存的许可？在众多复杂的概念梳理与作品内涵的交织中，这些作品的选择多少还是像评奖机制运作下的惯性产物，与“集群”之间只维持着某种阐释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