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19世纪30年代发明电报。它的基本原理是：把英文字母和标点符号按照出现的频度排序，然后设置一套规则，用点和划的组合来代表这些字符，使频度最高的字符具有最短的点划组合。在传输时，点对应着短的电脉冲信号，划对应长的电脉冲信号。因此，电报能够“有效而精确”地传达语言所包含的信息—相似的是，百年之后被发明出的计算机在运算时，也采取二进制代码表示数据。

与以上过程相似，在最新个展“划线者”上，王郁洋通过三维图像制作软件，将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生成为视觉图像，这一过程却与传递信息的“有效”和“精确”无关。一进门，展场右侧的装置和绘画，源自王郁洋把平时采集的文字段落用电脑算法转换成的二进制代码—一串冗长的数字1和0。王郁洋把数字输入3Ds Max或Painter等图像软件，根据图像软件自动生成的形象的颜色、尺寸和材质，把这个形象在真实的空间中复制出来。被“加工”的文本内容宽泛，横跨哲学（《庄子》）、宗教（《圣经》）、文学（安德鲁•马维尔的情诗《爱之定义》）、政治（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稿）、心理学，甚至还有一段对广告本质的论述。

如果说，王郁洋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迥异的文本，体现了在现代信息技术面前知识/文本的“平等性”，或者说，技术本身暗含的粗暴的反智主义。那么，展场左侧两层楼的作品，指向的是技术对人进一步的“内化”。它们的制造方式与右侧展厅的展品如出一辙，只不过，被加工的文本是王郁洋随意书写的1和0—在这里，艺术家成为了一台制造毫无意义代码的机器。

左、右展场的作品在形式上显得泾渭分明：左侧展厅展出的是有“内容”的文本转换成的形象，展出作品大多体积感较强，材料复杂，在昏暗的自然光下泛着金属光泽；右侧展厅的装置被置于较为明亮的白炽灯之下，色泽较为素雅，形象也更为修长、单薄。然而，即便观众能感知到作品之间的差异，但在询问其中的来龙去脉之前，在他们的眼前安放的只是些“现代感”的、“抽象”的雕塑和绘画—王郁洋倒是对这些“雕塑”和“绘画”细节进行了处理。在涂刷颜料的笔触以及挑选具体物料（虽然3Ds Max规定了某件作品的材质是“木头”，艺术家还是享有从橡木、榆木等木料中选取一种的自由）等方面，他倾注了个人的美学品味。或许正是因为对繁枝细节的重视，作品的观念被电脑生成的图像结果死死包裹住了。

在“划线者”中，作为一位新媒体艺术家，王郁洋最终展现的却是雕塑、绘画等“实实在在”的传统媒介。新媒体在生产艺术“物品”的过程中，只扮演了“幕后”工具的角色，这也许是新媒体艺术在画廊系统遭受冷遇后的某种应激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