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还有公共空间这回事吗？仅仅是回顾21世纪针对公共空间的决定性战役，就会理解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所提出的“妈妈，我是野人吗？”这一问题是及时的，尽管本次双年展饱受批评。2013年1月，当宣布本次双年展将把公共领域定位为政治论坛—该倡议很快就被盖齐公园的政治抗议事件给淹没了，抗议在五月爆发，反对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重建计划，并且为了抗议警方的暴力镇压，运动蔓延至全国。

在这场事件的余波中，双年展被迫重新思考概念。它很快就决定转移到室内，并且大部分是私人空间：Antrepo3、ARTER和SALT（均是不同的土耳其大企业），还有老加拉太希腊小学与5533—后者是一个位于老城商业区的独立艺术家空间。事实上，双年展恰恰是被拉进了它原本极力回避的—私人领域。因此，双年展参展的88位艺术家针对实际公共空间作为公共演说与政治论争场所的有效性所提出的质疑，早在双年展开始之前就有了答案。

不过当然还有更多想说的，而希托·斯特耶尔在行为/演讲作品《博物馆是一个战场吗？》（2013）中基本把该说的都说了。该作品是为本次展览专门创作的，它把美术馆设想成某种安保设施，通过一粒子弹的线索把艺术与军工厂之间的关系勾勒出来，指出了艺术空间的暴力—在任何主流展览中把观众置于艺术与战争的宏大奇观之中，这一点本届双年展自身也不例外，因为它是部分由考克控股赞助的，而该集团子公司奥托卡生产军工车辆。希托·斯特耶尔因此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当今深陷复杂公私利益关系网的双年展，作为公共展览本身还存在政治有效性吗？

在公共空间议题之下的是本届双年展的另一个难题。盖齐公园抗议活动源于当局计划重建原本在塔克西姆广场上，在1940年被炸毁的奥斯曼兵营建筑。公众的强烈反应是要抵制土耳其政府想要光复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明显企图吗？这种光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现代土耳其立国根本信条相左的。因为大部分奥斯曼遗产都在1922年共和国建立时被清除了。能否如此推测：在争取公共空间的斗争内部，有一场既拥护又反对国家身份的更深层的斗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沃尔干·阿斯兰，与一旁的布拉克·阿里干的作品《强占不动产网络》（一个有关于盖齐公园城市化转变过程中资本与权力关系的数据汇编与制图的集体项目）同样选择了以一种相对简单的姿态介入加拉太希腊小学的阁楼。他将软霓虹灯做的奥运五环疲软地挂在天花板上。该作品，尽管很微妙，但还是摆脱了本次双年展中将公共空间的讨论置于具有侵略性的国家重建语境中反思的俗套。相反，阿斯兰的作品指向了一种更大的失败：在一体化的国际全球社会中，约束在“民族国家”概念下的寻求与讨论“公共”理想，在日益不稳定、不可预测的21世纪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

这种对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的暗示，本身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当你思考“公共”以及它如何被呈现时。这一问题将本届双年展中所呈现的对于空间的绘图复杂化了。整个展览在私人空间中开展，同时向公众免费开放—这是双年展历史上首次—使得公共领域的定义更为复杂。公共空间在此是一种私人支持的产物。在ARTER空间中展出了斯蒂芬·威拉兹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早期作品选，它由一系列图形、图表组成，探讨公民参与的概念。在归于“艺术与认知”、“生命支持系统”与“控制”标题下的一系列文字中，威拉兹探讨了不同的生命系统，描述了在机器时代文化中产生的受限的与有等级性的行为状况，同时强调了网状系统对于获取需求、行为与结构之间更伟大平衡的潜力。在他的解读中，公共空间的概念完全消解在产生社会条件的复杂关系生态系统的语境里，这是在承认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是一次私人资助、公司赞助以及一个巨大的艺术家、策展人、志愿者以及其他代理人网络之间的协作时，很需要考虑的一点。在这种语境下，“公共”更多是市民社会网络的产物而不是物理的—甚至是“官方的”—划分。

在反思这一问题时，ARTER空间中展出的其他作品尝试思考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相互关系的产物，包括安吉丽卡·美斯蒂的《市民乐队》（2012）（这是少数几件既在伊斯坦布尔同时也亮相了最近的沙迦双年展的作品），四条短片展现了四位移民音乐家在各类公共场所中演奏：游泳池、火车、的士和街角。迈德尔·洛佩兹的《阿塔斯科亚(堵车)》（2005）是对于在西班牙阿拉拉尔山附近故意上演的一场堵车事件的记录，通过报纸、收音机、传单和海报等公共传播方式，人们被邀请参加堵车。大约有160余辆车，载着425人出现，每一辆都在到达路口时被分配了颜色，午餐也被安排，一部关于当天的电影也得以制作，整件事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星期天郊游，或者一场乡村大集会。在《阿塔斯科亚》和《市民乐队》中，我们同样找到了一种对集体行动的坚持，正如赫克特·赞莫拉的现场行为《物质不定性》（2012）中所体现的，3 5个砌砖工人在米马儿·西南大学的主楼内外捡起堆放的砖头互扔同时朗诵诗歌。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到对于一种另类的集体意识以及集体行动的倡议。假如没有生产和定义公共领域的网络、磋商与合作，公共领域就什么也不是。

尽管如此，在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中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对公共空间失去的哀伤，特别是在唯一一个独立艺术家空间5 5 33中展示的马克西美·侯兰尼的作品—他与几位文化人一起创作了一本抗议对于伊斯坦布尔周边地区进行改造的歌书。与展题一样，该项目来源于土耳其诗人拉莱·穆杜尔的一本书—这让人想起马可·尼沙尼安的说法：诗人或艺术家都是哀悼者，诗歌与艺术是一种悼念。然而，尽管我们完全可以哀悼今天某种关于公共空间的观念的失去，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呈现的终究不是一个关于公共空间的倡议，而是倾向于定义—或者至少是定性—市民空间。鉴于它为今天也许已经完全行不通的“公共空间”概念填补了某种空白，不管有意无意，这种提案值得推荐，而不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