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红色和黑色旗帜在第四届雅典双年展的主场地外屹立。这里，是在2007年就已经关闭的雅典证券交易所大楼。红黑两色让人联想起在希腊80年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滋生的法西斯和无政府主义。浓重的色彩强调了AB4(第四届雅典双年展)的挑衅姿态：烧掉时代精神的金钱，尝试做一场论述无政府状态集体主义的双年展。这种姿态始于在展览开始六个月前，组委会公开征集策展人—许多个，而不是一个策展人。最终，大约40来位策展人、艺术家、理论家参与该项目。这份名单包括查尔斯·艾舍、布莱恩·霍姆斯、加莉妮·诺蒂、克里斯多弗·马力诺斯以及雅典双年展的联合创始人克塞尼娅·卡拉帕特索格洛和波卡·伊约。

除了拒绝唯一策展人这个概念，AB4也抛弃了以平行项目静态地展示作品的想法。尽管仍然有从绘画到录像装置的100多件艺术作品被展出，但并非70余位参展艺术家都展出了作品，甚至他们也不都是艺术家。项目、工作坊和各种活动组成了双年展的大部分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核心部分。从社会科学家到政治理论家，许多参与者被邀请就当下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分享见解，同时有丰富的在线文档和流媒体直播全程记录。最终目的是：创造艺术和经济的对话，而非艺术和艺术市场之间的相遇。

在此背景下，雅典证券交易所是AB4标题一个有效的概念框架：“市集”—将市场解释为社会、货币和政治交流的空间。AB4每周的活动包括一个珍妮·玛克托邬的项目，塔尼娅·布鲁古拉的表演、讲座和工作坊，以及FYTA小组的表演性多媒体装置。这些活动大部分在旧雅典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交易空间进行，上面就是乔治·哈瓦利阿斯充满巧思的作品—他再现了雅典证券交易所的价格牌，描绘了2007年6月26日交易所的最后一场交易。空间还举办了第四届雅典双年展的经济会议（由大卫·阿戴尔组织），会议探讨“现在如何？”这一问题—考虑到2008年的全球经济崩溃及其后果，这是一个迟来但重要的议题。

考虑到这一点，迪米特里斯·杜卡齐斯在这座大楼无所不在的文本尤其应景：“未来的烦恼在当下问题前很快褪色。”在希腊，社会基础设施在经济压力面前日渐瓦解，迫切需要替代性的政治方案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艺术作品为此作出贡献，尤其是一些回应自2 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世界各地涌现的社会运动的作品。加夫列尔·库里的《快标准》（2 0 0 5）将四条应急毛毯捆在了木棍上，让人联想起抗议标牌。山姆·杜兰特的《最美丽的雕塑》（2007）在镜面涂鸦上引用了五月风暴中的口号，“最美丽的雕塑是掷向警察头部的铺路石。”同时，阿尔帕·斯塔西诺波洛197 7年作品《读》在19片木块上呈现了彼得·施耐德1969年的一篇文章的摘要，“Die Phantasie im Spatkapitalismus und die Kulturrevolution”，声明艺术需要“搭建人类欲望和多元间的交流桥梁”，而不是“商品流通 ”。

当然，人们可以批评这种做法对双年展来说过于做作，就像第七届柏林双年展的命运一样，许多人认为AB4是利用了占领运动。然而，双年展能否成为有效的辩论平台，甚至能否产生新的政治实践形式，仍有待定论。然而，面对当下的紧迫性，AB4承担了风险，并令自身成为了讨论的场所。伊里纳·博泰亚的《复印件/复印件》是2011年7月巴塞罗那抗议活动的产物，在这件作品中，博泰亚发现了在“被压迫者剧场”中受到抗议人群喜欢的词语和手势。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引用AB4策展人格里凯莉娅·斯塔索波洛的“自发的公众抗议如何能够转化为一个可持续的参与式民主”，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至于“现在如何？”这一问题，克里桑蒂·库米安基通过《经济受伤了》（2 013）所设计的未来货币，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答案。 库米安基的研究证据、各种钞票设计（最终成果并未呈现）强调金钱是一个表象、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错觉。库米安基为了加深这种未来学印象，在钞票设计的视觉上引用了艾蒂安-路易·布雷的“牛顿纪念碑”方案和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的“理想城市”—它们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建筑计划。如果金钱甚至城市都诞生于单纯的想象，那么其他的现实的确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希望去设计它们。

但创造“美丽新世界”也并非没有障碍，两件文本作品对此都有暗示—迪米特里斯·杜卡齐斯的“钱－钱！这是与你永远的危险”和托马斯·鲍尔森霓虹灯作品《扎奇基》中的“成功即失忆”。这两件作品都指明了想象不同未来景象时的集体无能，而这种无能是出于放弃资本主义—这种支撑和连接我们当下社会的结构或曰幻象—的恐惧。

泰奥·普罗德罗米迪斯对A B 4的贡献来得恰如其时，他的四声道录像装置作品《面对铜市场的生产和其他贵重材料的生产的对话》（2013）在股票交易市场完成了部分录制。这件作品援引了现代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买黄铜》(1939)—这里“Messingkauf”意指购买黄铜—作品讨论了艺术在历史上的地位，同时提出了一种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的新的、激进的形式。普罗德罗米迪斯在剧本中重新想象了五个角色之间的讨论：哲学家、演员、女演员、电工和剧作家，混合了布莱希特的观察，“ 如果没有反抗、没有行动和遭遇的重新连接，无论是政治上的或是情绪上的，个体是无法在事件中相遇的。”作品还援引了安妮·克拉克1983年的歌曲《我们的黑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防御，总是怀疑，总是恐惧”。这种相互引用真实有效的突出了集体的主要障碍，即个人不愿加入群体。

在许多方面，普罗德罗米迪斯对布莱希特的引用总结了“市集”所有的提议。这部录像作品作出结论，当艺术用于推动“新经济”时，它就失去了自身的一部分，成为“陈旧的艺术”。当雅典证券交易所的门映入眼帘，“市集”声明，只有放弃，才能令艺术赢回自身。第四届雅典双年展的确“放弃”了。它放弃了在资本主义市场展示“陈旧的艺术”的做法。然而，它将这资本主义市场转变成为了一个充满政治和社会潜力的跨学科场域。这，便是“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