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泰在空白空间的新项目以“我收买并实施了某某的方案”为名义或理由，展出了8位艺术家的8件方案作品，分别来自他的哥哥胡庆雁和李钢、李燎、姜波、杨健、杨心广、曾宏、詹蕤。作为这个项目的执行者，胡庆泰实际上通过对制造权和署名权的“剥夺”，成为了一个逾越了藏家、策划人或经纪人的违规角色。在这里，“收买”是一种比收藏更接近于“买断”的手段，而“实施”则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创性—即便拥有一个小型群展的外观，但这不是“胡庆泰收藏展”，而是“胡庆泰项目”。

作为不依靠特定媒介展开实践的艺术家，语言或文字叙述一直是胡庆泰的特色之一；在视觉可及的作品方案和展览现场之外，合同还记录了胡庆泰如何从原作者手中“收买”了作品的制造权和署名权。在与杨健达成的协议中，收买方法是：“杨健强调将以金钱（人民币）以外的其他方式要求我来收买其上述两月间的捡拾行为，具体方法如下：2012年7月1日至2012年9月1日内，帮杨健做家务，在他有需要时当他的司机。”最终，呈现在展厅的是杨健在黑桥工作室周边捡拾的四卷废画，收获自2012年北京夏天那场著名的雨灾后被丢弃的垃圾。李燎贡献的方案是一件行为录像作品，记录了一个消失于公路地平线的背影，与屏幕内的沉默相比，他提出的收买方法既煽情又无厘头，“在以后的生活中，要与李燎保持联系，并建立长久一生的友谊。”而作为最具流通性的艺术媒介，绘画似乎是胡庆泰项目中不以劳动和实物置换作为收买方法的例外：詹蕤的方案是8次收买中唯一直接发生金额支付的作品，胡庆泰用人民币500元买断了他的方案，实施成果是一幅“詹蕤风格的胡庆泰的画”；同样还有曾宏的方案，他以20%的销售分成将创作说明和署名权卖给胡庆泰，实施成果是一幅“曾宏风格的胡庆泰的画”。

这一挪取了8个“他人的方案”完成的个展方案，更有趣、引发思考的显然是胡庆泰为其设置的结构，借以讨论艺术系统的规则和身份话题。在艺术家、策展人、经纪人和藏家的模拟游戏中，胡庆泰以先口头协议、后手写合同的原始方式建立契约，并备注了选择契约对象的理由：“在喜欢他这个人的基础上，也喜欢上了他的作品”、“感觉挺好，对他”，或仅是“他爽快地答应了。”像是在严肃地开玩笑，这8份字迹潦草、涂涂改改的合同（或“相关资料”）被装框陈列在展厅一隅，为项目提供更充分的解释和可读内容。

在探索艺术系统的诸多方式中，此项目切入的角度称不上新，今天的艺术家和艺术小组正在反复消费同一方向的话题，顺此思路扩大讨论的范围，可以牵扯出没顶公司、向前美术馆、分泌场以及最近活跃的双飞小组微信拍卖群等种种方式，艺术家成为艺术生产链条中身份最多重和切换自如的“综合媒介”。相对而言，胡庆泰的实践像是一出好戏的开场，他假设艺术家在消解个体创造力的条件下作为方案执行者和署名者成立，代表了一部分艺术生产在当代的现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