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是巴尔提·卡尔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悉数到场。这个令人吃不准的展览标题对应的是参观者一进门撞上的鬣狗（的屁股），它站立在布展常用的滚轮木板车上，从六根木条上回望，身披一块随意毛皮，极不信任地迎接观众，在稍远处照壁上一团焕发的光晕（《病毒之五》）烘托下令人略有不安。如把“轻罪”译成“行为不轨”可能会更直接且富于野趣，也会给美术馆所在的这栋如今过于干净的亚洲文会大楼制造出一些压力。

到场的观众都会被这位印度女艺术家创作的主要媒介额痣所吸引，如同细密画般的心血从墙上被不锈钢边框装裱起的镜子里流出，人们看到的是像烟火又像花朵的斑斓，无论标题《我还能告诉你什么你不知道的》多么暧昧，观看的人直奔愉快，乃至忽略身后那个金属碗中数千米粒和上面的印地语字句（标签上被误写为“印度语”，就像很多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这无法传递的“不知道”，无法翻译的微不足道，被供奉起来的人间食粮，淹没在低头翻看导览手册的人流中。

身份、性别和混杂等主题对卡尔而言是她难以逃避的困扰。1990年代初决定从出生成长的英国，移居到父母一辈离开的母国印度，印度于她既是“回”又是“去”，西方于她既是“故乡”又是“他国”—两者或许都是他者，而且是男他。那正是印度经济开启自由化，逐步走向那个后殖民的全球化、也走向她出走的那个西方世界的时刻。她试图栖息于印度女性的细腻芜杂（如额痣），但终究只是挪用而不能安生；或从西方女性的洒脱历炼处借力（如具有雄性特质、目光犀利的女性雕塑），但又要防止那力道转身成为对印度女性的嘲笑。她必须借助神，于是她的无首女神（《当仁者沉睡之际》） 砍下自己头颅后，发现鲜血迸发流向的却是猿猴的头颅和精美的英式骨瓷茶杯，或许在呼应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两百多年前和今天的两次相遇。五楼由密集额痣组成的19世纪东印度群岛地图上赫然印着的副标题“去往中国的西进路线”—卡尔所中意的考古方式—恰好是对展览所处的这栋英殖时期皇家亚洲协会博物馆的回应，从以印度为坐标的“东印度”群岛出发，从西线进入另一个东方。这也是当年最详细的贸易航海图。

无论是卡尔最有名的母象皮肤上爬满的精子状额痣（《皮肤讲的不是自己的语言》）还是纵贯三层楼面的红色玻璃手镯柱（《血脉》），寻常的印度物被“当代艺术”发挥到极致，廉价而密集的劳动同发达的工艺能力联系在一起，以至产生惊叹、羡慕和快感。中国观众总是慌张于自己手头的印度信息不足，而卡尔却未必会被印度本土艺术界认为是真正有代表性的印度艺术家。她的焦虑过于优越，也过于全球；在运用印度特征时的直接和不遗余力是否超过本土艺术家所能忍受的限度，难免让人有给另一半地球看的怀疑，只是中国的观众已站在另一半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