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与资本的操纵下，“积极”可能是一个比“消极”更不堪的词语—浸淫在“拜积极教”麻醉剂里（本质上和拜物教并无差异）的艺术行业，积极的奔走在镶嵌于话语权力链条上的美术馆、双年展或者博览会，在这条被认为是走向成功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无可否认的是，当所有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去积极；那么这种方式必然会滑向消极—近几年，国内当代艺术界内涌现出的“自我组织”潮流，其积极的一面正是体现出行业内部对这种所谓“中心主义”的反思。

此次参加时代美术馆“积极空间”的12个自我组织的艺术机构：器·Haus空间、箭厂空间、二楼出版机构、腾挪空间、观察社、上午空间、分泌场、实验工作坊、扬子江论坛、黄边站、北村独立工场、杂货铺·空间，虽分属不同城市，也有各不相同的动因和理念，却都不同程度上调动了当地艺术实践的活力。

这种“自我组织”现象，多少也透露出一些无可奈何的成分。尽管这些机构不乏自发性与在地性，并以此来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然而，实际上这种属性却相当脆弱。它不过是被动的自发性—因无法改变现行的权力系统，而积极地委身于看似消极的边缘地带；它也仅仅是被弃的在地性，退而求其次的依靠在地性另起炉灶。

毫无疑问，自我组织的处境颇为尴尬，它们只好被迫退守到消极的阵地上去积极抵抗。在此，所谓的“消极”是资本逻辑下产能不足、利润率低的生产模式，而“积极”则是策展人鲍栋从建筑学术语里借用来的概念—它强调了人的意志对于空间形态的规划作用，以及空间生产中体现出的自觉性。

从展览的现场来看，这12家自我组织的机构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有别于美术馆的展览语汇—随意的、日常的、民间的、非商品化的、去界域化的。譬如，箭厂空间把自己局促的门面在现场展墙壁上等比例地画出来，又或者观察社的空间里则体现了消除界限的努力，墙上有鲁迅的经典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而在文学句子的对面则放着艺术装置：一堆坚果造型的影像，但没有丝毫的声音。凡此种种尚有许多，它们的共性在于，自我组织往往因地制宜地在展示方式上表达出的生产性。当然，或许也只有在边缘的地域和小型的空间里，这些展览语汇才合乎展览本身的语法。

扩大而言，从展览的语汇、效果以及所能生产出的价值来看，至少表面上，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实现了某种二元对立的“双轨制”：一方面是被资本与权力双管齐下的美术馆系统，另一方面是民间的自我组织的非营利性机构；前者以空间性上的消极来赢取经济效益上的积极，后者则因经济效益上的消极而寻求空间性上的积极。

当然，绝大部分情况下，自我组织机构既未声称与美术馆系统存在对立关系，也极少承诺绝对不会被纳入到美术馆系统，它们更多地认可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但是，这种互补性恰恰也说明了所谓的“民间”与权力中心之间的暧昧关系。当下所能见到的自我组织也好，积极空间也罢，最终何去何从，还能“积极”多久，目前尚不得而知。或许，一切还有待在时间中接受资本与权力的诱惑与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