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徐丹羽

当今的历史理论是何面貌？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才算进步？这都是当下紧迫的问题，如今我们身处人类世，在这个时代中，社会及自然世界的未来将完全依赖于彼此。令人激动的加速主义理论与艺术的复兴，掀起了英语世界中一场关于未来的热烈讨论。对于加速主义者而言，即便技术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异化人类，我们也无法阻止—这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不谋而合。本杰明·诺伊斯的新书《邪恶的速度》及其他著作提到，他坚信历史的改变依赖于某种机制，且内在于技术资本之中，其矛头所指，会最终打破并超越当下的历史阶段。

在我看来，无论是加速主义还是其反对者都忽略了一些要素—这两种观点构建于同一个理论前提：社会历史与自然历史的割裂。自然历史被淡化为具有中立的背景，仅仅是社会历史的“大环境”或资源。因此我认为这一辩论应该包括另外两种立场，我称之为惯性和外推法。在被低估的萨特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中，有一段关于惯性理论的精彩论述，这本书虽成书于半个世纪之前，依然可以在今天驳斥多数投机的加速主义论调。

在萨特看来，自然历史作为对历史中集体社会行动的限制，总是以消极的姿态出现。更糟的是，实践中每一次克服这种限制的努力及其带来的匮乏，都在加强对世界的物化，即萨特所谓的实践惰性。过去对历史的改造，其残余之物总是在打断创造历史本身，迫使我们退回到被动与孤立的行为模式里，即萨特所谓的非连续性。

那么，自然历史的积极进路是什么？应该把目光转向那些被低估的思想家身上—对李约瑟的研究尤其不够：他是一位生物化学家、胚胎学家、外交家、科学史家、激进的基督徒、三角恋情的主角，以及中国的挚交。

李约瑟的科学研究与我们当下的讨论息息相关，他曾试图建立生物学与化学之间的联系。上世纪30年代，该领域方兴未艾，学者们开始描绘复杂分子内部形成的建筑结构，以及生物如何利用这些模块搭起更高层级的组织。

李约瑟意识到，力学模型已经不足以解释生命的生物化学肌理，但他极力反对生物活力论，即在科学研究之上又加一层神秘的属性—这在科学及哲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回顾的重要时刻，因为当下以新形式出现的活力论唯物主义层出不穷，它们企图恢复李约瑟及其同仁们早在70年前就已经摒弃的形而上思维。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理解生命起源的问题之后，李约瑟开始了对鸟类和爬行动物胚胎如何生长的研究。这时，他开始转向场论，试图阐释有机体的形态并非仅仅是化学作用的结果，还取决于它们在组织节点周围所形成的场结构，及其处于当中的位置。三十年代末，这种摒除神秘的活力论思想，使生物化学在解释复杂系统的道路上迈出了最远的一步。

李约瑟在科学上的成就足以名垂青史，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科技史学家。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与一位来自中国的女研究生相爱，与他的妻子展开了一段旷世三角恋。他学习汉语，成为中国坚实的拥护者。正值中国抗战时期，他受英国政府之托执行援华外交任务，帮助那些成为日军袭击目标的中国学者及科学家。他的足迹踏遍中国一万三千多公里，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让他倍感惊讶的是，中国在应用技术领域的发明俯拾皆是，从植物嫁接到吊桥，甚至是卫生纸—都超前于西方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战后，李约瑟开始提笔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为这部巨著倾注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这是西方汉学界公认的经典。然而，李约瑟更宏伟的目标是关于世界观的问题。

李约瑟认为，西方世界存在着两种主要立场：一种源自于柏拉图，即设想感官世界之上存在着更加真实的理念或形式—李约瑟所反对的活力论，就是历尽几度歪曲和改造之后，对这种世界观的继承；另外一种世界观来自伊壁鸠鲁，认为世界可以还原为原子。秩序来自于原子间无序的碰撞和结合。柏拉图式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识更像僧侣；而伊壁鸠鲁式的世界观更像是商人。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古希腊世界就是由这两种人组成的。

研究者们尽力发掘表象之下不可见的理念，现代科学才得以发展，但他们必须借助原子论来进行解释。牛顿便是由柏拉图式的信念所驱动，以原子论的形式来描述世界。这种机械论价值观一直推动着物理学的发展，但在生物学领域却不那么奏效。这也是李约瑟转向机体论的原因。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下手，并参考了怀特海的机体论，还结合了贝塔朗菲提出的早期系统理论。在这种世界观中，世界的本质并非是某种不可见的理念或无序的原子，而是层层嵌套的系统，每一层都由孤立的材料规定其限制及可能性。物理学的系统传递给化学，化学又传递给生物学，再由生物学传递给社会结构。每一层系统都受到下属层级的限制，但高层级并不由低层级决定，且不会还原为低层级系统。

对李约瑟而言，中国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这里还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机体论思维。中华文明依靠的是水利工程建设而非沿海贸易，这种系统思维要远远领先于西方。李约瑟设想，机体论思维及其行动模式将主宰未来。以非沙文主义的眼光来看，未来甚至是属于中国的。

李约瑟的宏伟计划，不仅是用来理解生物学系统，或是中国过去的社会结构，而是根据这些知识来推断当下及未来可能的社会系统。站在一个非确定性的角度，其他层级的系统，或者过去的社会系统，都可以预见未来可能的形式。这是人类世的关键任务。作为嵌套在自然历史中的人类历史，我们需要一种投机性的理论和可能的艺术形式。我们需要以一种非还原性的方式来思考系统，而绝不是将自然当作一种已有的商业模式，把社会意识形态投射到其中。因此，历史学的四种思维模式中—加速主义及其反面，惰性及外推法—最后一种尤其需要发展。它指向一种或多种世界观，而每一种世界观都是夹杂着旧观念的新想法。

这肯定会是一项协作的工程，不仅需要跨文化，更要横跨多个知识领域。李约瑟本人就是这种跨界思维的绝佳范例。理论不能伪装成凌驾于科学与技术之上更高级的思想。如果给艺术安排一个角色，便是在不同知识领域间的缝隙中传递思想。这项伟大的协作工程，正如李约瑟所设想的，旨在设计并构建一个更高层级的系统，使得未来的自然与社会世界得以共荣，而非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