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会
2015年03月30日
|翻译 / 朱又佳
在新一轮的机制的批判语境中,面对更多的是新自由经济的市场操控。在全球与地方之间的移动,资本以及机制更显得无形,关于机构批判的讨论曾经在广东的时代美术馆得以呈现和讨论,但相比起美术馆展览中的文本性和展览的呈现,在艺术家行动中自然带有的一种批判态度,以及对体制诸多环节的触碰,也许比大多数发生在美术馆里的机构批判行为,更见成效。
艺术家石青在2014年上海艺术博览会高峰期做了一个艺术家的博览会—上海交易博览会(简称“上交会”)。他在45平米的“激烈空间”里面邀请了45位艺术家,以一平方米或一立方米为单位提交作品或方案放置于空间销售。艺术家可以提交任何方案,并且价格由他们自己决定,定价从600元到10万元,上交会的价格区间跨度很大。这个看起来似乎在博览会期间为更多艺术家创造另一种交易平台的替代方案,在石青看来却是一种组织实践,“上交会想做的是对生产者-艺术家的认可,对其工作逻辑的认可。”在博览会系统之外,提供一种“第三方”认证:找回创作过程中的劳动时间,以及艺术家赋予作品的纯粹价值。
想象一个理想的上交会:充满了艺术家实验性的半成品—更像一个工作室状态,这与在博览会看到的漂亮的语言、完整陈述的艺术品有着最大的区别。马秋莎的一个方案是:任何上交会的买家在购买作品的价格基础上加3%-5%的钱即可购得她的作品—一个瓶装在盒子里面的干燥剂,作品的成立需要以另一个交易为前提。当然,不少艺术家也提供了同样会在其他博览会出现的常规作品。
将艺术生产与展示、销售的场域合一,本来就带着批判艺术生产机制、作品作为资本商品的理想主义色彩,半成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希望拉开作品生产与产品之间的距离。但上交会的实践也透露出艺术家(石青和参展艺术家们)认识博览会认证体系的诸多漏洞,例如计划向艺术家收取的30%佣金(后来取消了)更像是参考了画廊行为或是微信拍卖,艺术家作品定价与呈现方式仍然离不开画廊系统。如果把上交会看作是一种机制批判实践,实际上也由此窥见了艺术家理想主义实践与商业系统之间脆弱的较量与错位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