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酒是伟大的均衡器——它可以让每个人都变得粉粉的，不分种族或者血统。杜可风抓住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大口服下灵药来实现跨界。打破他那易碎的本质之后，一个美丽的粉红色天使便显露出来，脑袋上还有一团绒绒白发。

他导演的作品《三条人》（1999），他的镜头一直笼罩着令人陶醉的光环，赢得了导演杨德昌及后来王家卫的信任。在1990年代纷乱浮华的香港，他用手中值得信赖的35毫米摄影机记录下殖民地最黑暗的角落，目光如炬。摄影稳定器对着的是摇摇欲坠的视觉真实，摆弄配重和固定器的过程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海上漂泊的那段时光，只不过这次大海只是一个漂亮的隐喻，就像Circle K便利店里那些过期的菠萝罐头（《重庆森林》），（1994）。

在他镜头下展开的像是一部图像时代的亚洲幻想曲。绑在他腰间的摄影机抓住了广东创意产业与西方臭钱那奇异而动人的媾和，祭出了香港《茶餐厅》中老饕们组成的场景（顺便一提，午餐肉和方便面才最适合醉鬼们）。

没有哪个肮脏的角落或者本土化的地点能够幸免于城市存在主义的叙事，成为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全球消费者准备的无聊故事。杜可风之于香港就像是在漂亮门面糖果店里闲逛的人，嗑了药的凯鲁亚克。

那些间接活在杜可风式梦境中的影迷们，纷纷抢夺着理论之饼充饥。与此同时，在媒体熏陶下长大的20多岁的年轻人在他与王家卫构建的情感空间里演绎着自己的浪漫。在上流社会的边缘，他饱含酒精的圈套甚至成就了不少学者的终身学术生涯。他是《酒圣杜可风》，每个人都是《花样杜可风》。

“可风”这个出现在演职员表末尾的中文名字如今已经响彻海内。当年在兰桂坊7-11便利店附近因为扰乱公共治安提交警方报告时使用的是他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文名，那时他还没有香港身份证。他把喜力啤酒当作职业生涯的重要影响因素，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到全球信赖的品牌。在西方迷失之前，这位白人至上主义的难民通过无止境的自我毁灭让香港奄奄一息的电影再度燃烧起来。

文：黑木诚|Chris Blackmore
翻译：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