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侗的艺术以及绘画活动彰显了反现实主义的态度。陈侗认为，艺术首先要切断生存和艺术之间紧密直接的联系性，在此之后，即使采用了具象的或者其他方式的表达，都是在拆除了现实主义的认知基础之上的工作。这里所指的生存与认知的“现实主义”基础？是一种建立在意识里的，具备“有效性”的基本认知态度：大部分的人都会斟酌每一个行为是否有用。有的艺术工作者会对外声称自己的艺术对于现实是无用的，但不排除其在生活态度上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而陈侗认为，这依旧是一种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艺术活动，他常常主张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做一些从根基上或者从现实生活角度来说，都很没有用的事情。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他总结了实用主义哲学和欧陆现代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基本倾向，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除了追求效用，不存在一种另外的动机，即并非人对真理的纯粹追求，在驱动着我们的认知活动。陈侗反功效主义的态度则与之相反——虽然我们要睁开眼仔细看看现实，但是却要带着“没有用”的眼光。

当陈侗使用具象绘画语言描绘现实社会情境的时候，自然是缺少现实性的判断。在“现实”气息极浓的当代中国，每个当代艺术家都知道，要做当代艺术，就必须在现有的路径上工作，也可称为“现存的有效公路”：要选择“当代”的媒介——装置、影像、行为；或者选择当代图像——抽象、卡通、风格化的图形。此外，我们常常会听说“当代水墨”之类的词，那是因为要将这条有争议的“路”合法化，使之成为通往罗马的道路之一，然而陈侗的绘画活动，是“乱画”，是远离了上述有效的活动路径，当然也无法被纳入当代水墨。

当代水墨应该画什么，哪些情境不宜入画，尽管很难清楚描述，但不少艺术家似乎有一种类似社会性意识的判断，存在着难以解释的集体选择，或者集体拒绝。而陈侗最有意思的工作，正是在于利用了那些潜在的不宜入画的主题。

对于过去通常的绘画而言，选择某个经典时刻，固定为一个场景或图像，始终是形成画面的基础绘画是不同时刻场景浓缩的结果，比如《最后的晚餐》里面基督和诸圣徒的关系，即是将非同时刻发生的事情浓缩到同一个画面。在画家绘制和观者观看的过程中，绘画是历时性的。然而，一个完成了的画面里的各种关系则是一种固定的、共时性的物理事实。所以，绘画是关于某一时刻的图像呈现，就具象绘画而言，我称之为“时刻场景”。根据这一情况，画面变成符号，表达艺术家的看法和情境判断。但同时也能看到，这种古典式的、因果直接挂钩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对于瞬息万变、资讯爆炸的当代社会和艺术活动来说，颇显简单。在陈侗的绘画中看不到符号对于现实的紧密联系和表达。总的来说，陈侗这种反现实的绘画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于绘画里典型时刻场景的选择有着特殊的态度，这和他早年从事连环画研究可能有关；同时，画面缺乏对现实情境的浪漫判断，则来自于他反对艺术对现实存在的功效性具有表达功能。这些画面，无法完成观者的期待，观看的时候相反容易进入一种十分轻松、飘逸的、多方向的想象——虽然绘画也给予了一个潜在的暗示方向。

陈侗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观念的知识分子型的人，但从他画的政治人物的肖像上，却看不出任何赞誉或者批评感——有人会认为这是对他艺术作品的负面批评。

其实，在中国的语境里，通常所谈的现实主义，更接近一种集体意识性质的、功效主义的信念。陈侗作品中所涉及的“非现实”，事实上是对“有效＝认识”这样一种关系的反对。陈侗的绘画，把我们引入了人的意识和“实在”之间关系的问题。这种在艺术中呈现出来的非常具体的关系，是在笼统、粗糙地讨论“存在与意识”时不会涉及的。

陈侗谈及他现场创作的作品《钱学森》时提到，他在那几天内看到了某些刺激他的信息，比如从电视上看到旧电影《奇袭》，联想到炸武汉长江大桥，《钱学森》的绘画题材还来自当天的报纸——所有都来自当天偶然从媒体中得到的不连贯的信息。对于认识现实，一般性的社会常识告诉我们：要系统地、连贯地学习，只有获得知识信息和搜集知识背景，才能有效地认识世界。与此相对，陈侗这种通过大众媒体信手拈来的方式，一开始就显得无效和不严肃，是不能正常理解现实世界的，但我认为，他正是在对“有效、认识”这种方式提出了严肃的质问。特别是在所谓的“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都想回避的这样一个问题：在知识发布成倍增长的情况下，什么是对“实在”的正确认识？陈侗这种片断的、信手拈来的方式，是否更无法认识现实世界？这是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人不得不采用的放弃式的、无力的认知方式？

《钱学森》这个作品使用的符号和形象，包括了蘑菇云、炸桥的人梯、森林和有恋爱学生的校园。题有“钱”字的画面是蘑菇云上躺着的小人——沿用了传统的漫画，而且是更为简洁的漫画式符号，可以从丰子恺的绘画情境里看到；“学”字，则表现为一个人在读书学习，这是从字义的角度来作诠释；“森”字，画出树林来表示，陈侗用相应的形象来解释这个字——在中国民间文化的悠久传统中有很多与之类似的表现方式，比如，齐白石用鱼的形象表示“余”，因为“鱼”和“余”谐音。在陈侗这里，绘画的传统事实是比所谓的现实世界更为重要。尽管陈侗一再表明他强烈地反对中国文化的象形和谐音的传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反对的东西来破坏某种潜移默化、牢不可破的“合理”的，现实主义的处理画面的方式。因为通常，根据字面意义来描绘对象，这样的绘画很容易让人接受，因为容易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人往往是在看懂了眼前事物的时候，就停止继续观看和思考，这同样是“现实功效”在起作用。

对很多人来说，自身发生的事情和所处的环境，是一种现实，这是被感知的。但基于对身处环境的体验，还不足以成为可以指导人行为的常识，而这种常识在社会环境里，又往往是一种集体意识，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当然在另一方面，人们产生了对“现实”的理解之后，也会有超越现状的愿望，所以会不再顺从常识，或者说常识里那些所谓自然而然的规则时，激发出一种浪漫情怀。那么，对于怀着浪漫主义情怀的现实主义者来说，私人的生活事件毫无修饰地直接成为绘画主题，是不可取的。然而，陈侗创作的与“打电话”相关的绘画作品，就是任意地画出每个接电话的朋友，那一刻在做什么的情景——仅仅通过语音，依靠对方的话语描述以及脑子里迅速形成的想象。电话是一种交流的媒介。媒体其实是另外的“存在”，因为媒介自身带有遮蔽性。但通常电话两端的人都明白无误地接受着身处这种遮蔽之中的现实。

如果将《钱学森》、朋友适时电话记录这样的绘画，都放到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来看，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是发达，信息本身越片断化。全面、连贯、系统地把握知识和信息系统，是如此的无望。陈侗毫无遮掩、不回避地揭示的：就是对片断、枝节、偶然地选择信息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绘画成为了片断、枝节、偶然呈现出的不同意识状况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