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在中国作为“雅债”，某种程度上接近礼物经济，不同的是，它又将每个人对权力的渴望，以及与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形成的不同远近人际关系，展现得复杂而真实。因此无论是对艺术的社会史还是政治史研究来说，都是生动的范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很快就取缔了原本的市场经济模式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画家被组织起来成立美术家协会，安排到书画院、美术学院和工艺厂工作，很多画家就是在画院中领工资，有时候能够被调往政府礼堂或宾馆中创作大幅画作。政府提供吃住，但基本没有其他的报酬或者补助。

在那个时期，国画作为鲜明的意识形态附属品，虽然难以呈现出“雅贿”的特性，但在权贵与艺术家之间发生的艺术品馈赠行为仍然大量存在，这种“雅贿”是隐性的，展现的主要是艺术家的交友和受赠者的风雅趣味。

在当代，通过“雅贿”成为国画大师的神话，需要包含以下几个“话语头衔”：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肩负时代的重任、曾受领导人语重心长的嘱咐。而在实际行动当中，国画家需要积极参与国家组织的大型展览和主题创作，加入美术家协会组织、参与评定教授或一级美术师的职称，竞选美术学院、美术家协会的行政职务，艺术家还要自己想办法筹办个展、出版画册，也需要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邀请大众媒体的文艺版面对自己进行采访报道，而且版面要多、图片要大——才有进入“雅贿”队伍的资格。

2009年左右，山东的青州、潍坊、济南等地出现了数百家集群式的画廊机构，绝大部分经营者对书画的专业品鉴知识非常缺乏，他们选择的依据就是画家的名望和地位。这些画廊机构的经营资金来源都是通过当地银行的贷款实现的，当资不抵债时就用自己手中的书画以市场评估的方式直接抵押给银行还贷，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书画市场的扩张。但由于这种市场运作的方式太过于粗放，经过短暂的热闹之后，目前已经变得相对冷清和停滞了，很多画廊机构或者关闭或者被有适应能力的经营者合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