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所谓的“全球化”体系光环荡然无存；来自西方国家首都的文化机构，如古根海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等，走出国门远赴中国和阿联酋等地开始捞金了。这些美术馆好似被赶出宅邸的贵族，迫切想把自己的“高端文化”传授给外国人，让他们掏钱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买单。艺术博物馆的发展与主张平等的现代社会的思想有着重要关系；例如卢浮宫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公众才有机会欣赏这些曾经只属于达官贵人的艺术品。当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为成都定制“全球都市”的提案时，难免会有这样的问题浮现：为何成都人民需要给蓬皮杜支付学费来发觉自己的文化？究竟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全球都市”？我们如何赋予伦敦、纽约和巴黎之外的人们权利，通过艺术帮助他们理解自身的主体性？

在中国，城市是按照发展水平和在国家的重要性排名的，分为一线，二线等依次往下；从全球层面上讲，随着全球化城市的提出，很多城市是按照量化的因素排名的：政治力量多寡，科技企业孵化器多少，财力是否雄厚等等。但是，一些城市比另外一些城市更全球化的排名也有这样的意味——就好比仅仅根据人们来自哪个地方去判断哪些人比其他人更好。这也是我们和成都的官员们所生活的真实世界；成都如何靠近全球化，或者说该如何以一种无需自降身份无需接受不公平的文化等级的方式而成为“全球都市”？这种不公平不仅仅是对人的不尊重，也与“享有特权”有关；只要我们活在一个很多人被当做垃圾一样对待的世界，那么仅仅依靠自身的人性，达沃斯论坛所提出的全球化就无法完全实现。上世纪30年代，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写过一本美化中国革命的小说《人的命运》；小说很不错，但他从没来过中国，从未亲自去了解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马尔罗担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期间，举办艺术展，推动了欧洲战后艺术史的书写；全世界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过去，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却并未平等。

这场展览成功汇聚了很多关注和记录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艺术创作，正是这些发展变化塑造了我们在2019年所处的当下。在黎朗的《无尽的旅程》里，他坐上高铁，从北京来到广州，将途中所见压缩成一段45分钟的录像，画外音是网民们对自己的生活描述。在城郊和城乡接合处，也就是库哈斯所说的“垃圾空间”（junkspace）里，人类的生活也在此进行着。旅行令人想到俄罗斯启蒙思想家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记录了一个贵族在两座城市旅行途中所目睹的苦难；对于他所生活的帝国，作家这样写道：“这头怪物既肥胖又庞大，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可以说与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飞越之地”（flyover country），中国城市的工业区，或者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城市边缘工业带，都有相似之处。我们在“全球都市”展里所看到的风景体现了当下中国伤痕累累的生态环境和精神空间。余果的《浮动的土地》和《长焦摄影师》带来了川渝本地的田野笔记。在刘窗的作品《比特币挖矿与少数民族田野录音》中，艺术家探索了追求虚拟财富的奇特世界——比特币挖矿者住在一个废弃的水电站里。邱黯雄的《新山海经III》，徐冰的《蜻蜓之眼》，邱志杰经常绘制的地图，这些并不新奇，但是和李文光的抽象地图和图表一起，大量的与风景有关的新的中国艺术创作出现了。

夹江县距离成都两个小时的车程，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哥伦比亚的艺术家在此驻留；驻留的村子石堰村具有悠久的造纸传统，张大千曾经在此生活过。一路上渐渐远离冬日成都里的拥挤喧嚣，目之所见很像徐冰、黎朗、刘窗等人的作品；农田掩映在一片雾蒙蒙中，青砖瓦舍大小连缀。小村风景优美，尽管那些展现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的艺术作品并非产自这里，也许艺术家选择与村民共同生活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村庄的某处，艺术家和当地人的照片被挂到了墙上；一些画作还是当地人的作品。我们参观时，一个年长的村民跟着我们，十分乐于交谈。

一座城市是人口与建筑的结合；它既有物理性的存在，如房屋或道路，也有想象性的存在，如这里的文化机构，居于此的思想家，本地自治和身份的表达。我们选择在一座城市居住，最起码这里的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每个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来自“全球都市”还是田园乡村，都有其价值所在。实际上，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方式下每个人都具有了充分发觉自我意识的工具，这也正是展览题目“全球都市”所要召唤的意义所在。我们并不需要一座居于山顶的更闪亮更阔气的城市，而是希望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异能够进一步拉平。如今的成都距离这点尚远，但是将充满思想启迪的艺术带到这里，让艺术家“下乡”，“全球都市”开启了一种有效的艺术介入实践。（译/王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