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离开人间。

我哭了。

然后振作了起来，慢慢地。

致命地。

——阿萨塔·沙库尔，《故事》，1987年

2015

2015年，我收到了你发来的邮件，你是一名自由记者，打算给《纽约时报》写一篇有关我作品的文章，问我是否有兴趣和你聊聊。我就这样认识了你，金·沃尔（Kim Wall）。你在推特上的简介写道，你报道的故事有关“黑客、骗子、巫毒、吸血鬼、中国城、原子弹、女性主义等”。我和你有了一次愉快的对话，之后也很快熟悉了起来。不过你的这篇文章却一直没有刊登。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发表的过程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读过初稿——不管怎样，读到、看到或听到被媒介化的自己总是让我感到紧张。

我们每次见面的时间都不太长。我们其实也就见过两回。也可能只有一回？不，是两回。第二回是你来上海，报道新开业的迪士尼乐园。不过，自从打过一通电话后，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联络。我现在还会给你发消息，虽然再也收不到你的回复了。阴冷的清晨，我有时候一醒来便会登录聊天软件，翻一翻我和你的聊天记录。一刹那间我忘了你已不在人世。

在漫画《犬夜叉》的开头，桔梗有过一次短暂的复活。一个巫师偷了桔梗的骨灰，施法想让她起死回生，为其所用。结果是桔梗的身体从陶土中站了起来，灵魂却没有回来。犬夜叉喊出桔梗的名字后，她的灵魂才从戈薇（桔梗的转世）中抽离，回到了桔梗的身体。桔梗，复活了。

媒体标题党们让你在热搜中“复活”，却并不呼唤你的名字——从一开始，他们所有人就把你叫作“金发记者”。你我的一个共同好友发给我一条BBC新闻的链接，我才知道你从潜艇上失踪了。我用谷歌快讯标记了你的名字，这样一旦有什么关于你的消息，我立刻就会收到通知。然而我很快意识到这是多此一举。社交媒体上更新的动态一条接一条，都是关于你的。我的室友让我别再刷动态，那时我们已经知道你离开了我们。她让我别点进去看报道细节——这是她在看过以后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从没看过。今年奈飞网（Netflix）推出了有关你的纪录片，并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但在线播放的计划被推延了。实际上，这部片子讲的都是关于那个夺走你生命的人。我永远也不会说出他的名字。写到这里时，我意识到，我从来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

“书写我的，议论我的，纷纷攘攘，但我的故事却从未存在过。”这是我为我的影像装置《战争已至》（Intro to Civil War，2019）写的一句台词。你讲述过很多很多好故事。因为你，我学会了如何观察。写作中，写不是最难的部分，最微妙的是如何去看。你写过的题材——从乌干达的中资商场和工厂，到古巴解除私人无线网禁令前诞生的互联网游击队，到美国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以及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里的女战士——有的我很熟悉，有的我一无所知。每次读完你的文章，我会猛然醒悟，那些我总以为已足够了解的事不过是整个事件的冰山一角。

我时常需要解释自己所做的作品有何寓意，有何相关文化背景。我愿意认为自己还算擅长解释这些。可总有那么多东西需要解释，总有那么多要表达的意思迷失在翻译中，有时我甚至感到我想说的在这种来来回回的翻译中全部阵亡。当我挣扎于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你是怎么做到把无数他人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的？

2020

此刻我正在日内瓦中央火车站旁的旅馆中隔离。我参加的驻地项目中的一位艺术家刚刚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欧洲正在踏入第二波更加凶猛的疫情，我所有的计划都再次被打乱了。我原本计划前往冰川3000，阿尔卑斯山脉在沃州的最高峰，现在却只能坐在阳台上，把网上找到的二手图片拖进Photoshop。在屏幕的后方，我仍能透过窗户看到露出雪顶的山脉。在你离去三年之后，事情没什么太大变化：女性依然在现实世界中被杀害，又在屏幕前被鞭尸；我原本计划调查和收集这些被所爱之人、友人、亲人、陌生人或政权夺去生命的女性生前在本人社交媒体上的更新，并将这些素材以一种电子涂鸦的方式投映在冰川3000的风景之间——这是我阅读和重述她们的故事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意涵在其中迷失的翻译。

就在要隔离之前，我意外地走进了一处公共墓地，误打误撞地走进了儿童区。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片墓园是给孩子们的——从墓碑相对矮小的尺寸，到装点墓碑的玩具和泰迪熊带来的活泼感，眼前的一切都与它们实际所代表的形成了凄凉的对比。我试着用谷歌翻译来阅读墓碑上的法语墓志铭。其中一个的翻译是：”当你看着它天空在晚上，因为我将生活可以我去在一颗星。所以这将是为你。J妈妈和爸爸。” 这些句子语义不通，但这并不重要。我想，在我的作品中，这些或许也不大重要吧。

2020年，以一种比往日更为粗暴的形式，令人们受困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被困在小时候的家，与母亲待在一起；而我被困在潮水般永不停歇的动荡之中。二月份我为筹备自己的个展去了柏林，本打算待上一个月。随即疫情在全世界爆发、蔓延，除了留在柏林，我似乎没什么更好的选择。这可能很难让人理解或承认：在这一年我再一次被生活的种种可能性簇拥，而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眼前的生活，新委任的作品，即将发生的展览，不曾想过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了。这让我想起自己二十岁出头时刚搬到纽约的日子——对，就是那种全世界都在我面前的感觉。

作为典型的、常常在生活中迷失的千禧一代，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是：我究竟想要什么？而在今时今日的动荡之中，问题的答案忽然变得明朗起来：一直以来，我真正想要的只有自由，为此我可以付出所有。当然，每个人对自由的定义不尽相同；曾经，那种被理想化的，在全球随意旅居的生活方式是可行的，那时我从你那里学会了怎样和这种 “自由” 的生活共处。你曾告诉我，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总是确保自己每天写作八个小时。而我只能做到半个小时——在清晨的咖啡奏效之前的短暂时刻，我得以把黎明前发生的事情写进我的梦境日记。现在我不再渴求能够随意旅行和在不同的地方旅居的生活方式了。但第一次，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3000

当我们不能再旅行的时候，图像依然可以，而且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地跨越时间和空间。此刻，我只能从窗口俯瞰日内瓦，但我发现它奇异地熟悉。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武夷山的那些家庭相册。相册封面上的明信片风格的照片都像某个欧洲小镇——远景是山，近景的小溪上有座小桥。但打开相册，映入眼帘的总是某人的家庭照片，来自环境迥异的世界的另一端。

今年早些时候，Instagram上发起了一场社交媒体挑战，一张张黑白的女性照片被标以#challengeaccepted（直译为“接受挑战”）的标签。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否起始于土耳其，这项挑战聚焦在土耳其被杀害的女性，而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统发表评论说可能将退出欧洲议会提出的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当我在主页看到这项挑战的标签和照片时，我并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直到我滑到了一个给非土耳其友人解释这一挑战的帖子。”土耳其人每天醒来，都会在他们的Instagram上，在他们的报纸上，在他们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一张被谋杀的女性的黑白照片，”帖子中写道，“黑白照片挑战的发起是为了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声援我们失去的女性，为了表明，有一天，在新闻媒体上贴上黑白滤镜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照片。”

当然也有声音对这项挑战表示怀疑，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对女性艺术家用自己的身体做作品的常见批评：”如此第二波女权主义。” 作为一个东亚女性，显然，我并不拥有自己的身体。我的子宫属于国家、宗族、超常态化的堕胎广告、孩子；我的乳房属于强奸犯、色情化的图像、不惜将其一刀切掉的暴力；事实证明，即使作为艺术家，我们仍然不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权力。我们也不拥有我们的屏幕身体，但屏幕身体可能比物理的身体更有弹性也更持久。拐点在这里出现了——屏幕身体会变异。女性受害者可以在屏幕上变成凶手。传说中，14世纪的匈牙利血腥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巴托里杀死了数百名少女，她用少女们的血沐浴以求永葆青春；还有乔安·塔宁和西蒂·艾西娅，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吉隆坡机场暗杀了金正男，当时其中一人穿了一件写着 “LOL”的上衣。

我和以前经常见面但现在只能在屏幕上聚集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ZOOM书友会。隔离期间我们读了安德里亚·朗·朱（Andrea Long Chu）的书《女性》（Females）。

“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连环杀手，但所有的连环杀手都是女性，包括恋尸癖。所有被监禁的人都是女性。所有的强奸幸存者都是女性。所有的强奸犯都是女性。女性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谋。所有的死者都是女性。所有垂死的人也是女性。全世界的医院里到处都是她们：女性躺在病床上或者轻轻地走来走去，满脸痛苦，恢复着，消逝着。世界上所有的枪支都是女性的。

“我是女性。而你，亲爱的读者，也是女性，甚至且尤其当你不是女性的时候。欢迎你的到来。抱歉。”

女性，作为一个词，早已超越了生理甚至结构上的身份—–当我们只剩下屏幕上的身体时，我们都是可被插入的。我曾创作过一个叫做《T》（2017-18）的录像，讲述了一个厌恶女性的顺性别男性为了在线客服的工作被迫变成女性的故事（因为做一名女性就是要温柔、柔弱，从而讨人喜欢）。这是我最乐于解释的一部作品。

“你得开始像个女孩一样说话。”

“但我是个男人啊！”

“从现在开始，你没有性别了。”

屏幕上的身体没有性别。屏幕上的身体不属于任何人。你可以对屏幕身体做任何事，这不是一宗罪。屏幕身体的存在只是为了被插入——是的，在当下，每个人都是女性了，也是为什么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害怕我们。

图文创作 | 李爽
原文为英文，部分由李婉莹中译
原文刊登于LEAP2020年秋冬刊“气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