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王任叔）像

1941年，受周恩来指示，王任叔（巴人）拟去美国办《华侨日报》，结果护照难办，没去成美国，恰逢胡愈之在新加坡办《南洋商报》，10月，王任叔转道南侨师范任教，教书之余，也为当地杂志写稿，做些组织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陈嘉庚为首，新加坡发起组织了“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华抗），王任叔、胡愈之、郁达夫以及杨骚等人组织了“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1942年2月，日军炮轰新加坡，英军撤退、新加坡沦陷，巴人与刘岩（雷德容）、杨骚等28人匍匐在一艘摩托小舢板，至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廖内岛（Riau）。1942年3月，苏门答腊被日军侵占，胡愈之指示，“回国的希望没有了，要做长期打算”，巴人、刘与杨开始在苏门答腊东部生活。1942年10月，巴人取得何秀生的假身份，并组织先达的华侨青年抗战，1943年1月，巴人来到棉兰，领导“反法西斯大同盟”（简称“反盟”），主编地下抗日刊物，1943年9月20日，日军发起震撼苏岛华人的“大检举运动”，反盟多人被捕与牺牲，巴人与刘岩在同志的帮助下转入荒乡的菜园刀耕火种，以隐蔽身份，保存力量，直到1945年9月，日军宣布投降。

这批“从星洲逃难的先生”中，当属郁达夫在1945年尸骨无存的失踪最为传奇，不仅同代人反复记叙，后世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在不断演绎。流亡群体日后留下不少文字记录，流亡中也曾有组织地学习印尼文与文化（如胡愈之组织的同仁社），但这群左翼文人中，只有巴人认为不该消极避难，应继续组织抗日活动，他坚信抗日反法西斯战争是总体战，在印尼的日军多一分困难，也是在中国的日军多一分困难，这种政治态度在渴望明哲保身的群体中不是没有人反对的。巴人的《印尼散记》（1984，湖南人民出版社）正诞生在这三年多间，它由五篇长短不一的散文组成，按照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巴人和同伴在苏门答腊岛辗转颠沛的日子。这本册子综合了观察者的游记、非虚构、访谈、谣言和行动者的忏悔、审思、分析，生动记录了巴人从新客，随着流亡日久，探询日深，逐渐变成老南洋。

巴人驻印尼大使的任命书
图片致谢宁波档案

这个年代也是苏岛巨变之时——19世纪末以降，资本如疯魔的吸血鬼，将各色人种以契约形式（华人称之为“卖猪仔”）吸到苏门答腊，印度人、华人和爪哇劳工筚路蓝缕，开荒荆棘榛莽的原野，填满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新开辟的橡胶、烟草、油棕、菲律宾麻（Manila hemp）等种植园，整个社会被急速改造为“种植园社会”。在亚齐以南、卡罗高地以东、马六甲海峡以西，荷兰人将苏东地区称为“种植园带”（cultuurgebied）[1]，因其丰厚的利润，也被称为“美元乐土”（Dollar Land of Deli）。华人根据地域在急剧分化职业，“福建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各做各的生意”，比起华人苦力，做生意的华人在当时220万华侨中当然是少数，但他们过度灵活的政治性和挥霍的经济能力，在殖民结构中被固化成了“华人”的总体形象。爪哇人、马来人在种植园边缘的村庄也经受着多层考验，失地农民大批离开农村，在城市流浪，“相互间的生活的链子已经粉碎”，“共同乐耘”（gotong royong）本是印尼农村引以为傲的共同劳动准则，播种和收获时互帮互助，却遭日军利用，将“共同乐耘”变为义务的军事劳动，村庄高度依赖市场经济，兴起“我的”主义（利己主义），私有财产的概念由掠夺性的法律和殖民经济强行植入，“人心渐失公平”。全书洋溢着浓烈的进行时，不仅是作者在亡命天涯，所有的行动者都在竭尽全力地挣扎出一番小天地，这些遭遇是多时态的交错，也是历史的当下。巴人的马克思主义底色让他格外关注帝国主义者、本地土王和资本共谋的暴力，这些暴力彻底摧毁了土地上原有的生命形态，却冠之以“文明与现代”。他有金句总结种植园，“大农场是西洋人的资本，印尼人的土地，中国人的劳力这三件东西合起来才发达的。”

在战乱中流亡，又身兼数职，人长期处于中间（in-between）状态，你望向母国，母国并不回望你，你望向周遭，不仅神秘莫测，且十分耗损。在野山林的巴人，时时试图倾听组织的消息，组织却如堕云雾，若隐若现（如从日本杂志中读到延安整风，却不知详情）。1944年12月30日，巴人罹患伤寒，被朋友拉去农场的大医院。此时苏东社会最好的医院都在种植园内，成幢的洋楼，有印尼大夫，也有洋大夫。他得到荷兰医生的诊断：“没有什么药，只要回去，静静地躺着。”在土路上来回颠簸了四小时，巴人几乎断定自己命将休矣，给革命同志、后来假戏真作的妻子刘岩留下遗言，“我在海外的一切行动，请问小刘就知道了。我也许犯过错误，但我尽自己能力做到不至于有负于组织的托付。”经刘岩整整一月不眠不休的精心照料，巴人高烧退去，他们调笑疾病如何将两人绑定更紧，其语言不仅是浪漫爱与革命爱的混合，也不断映射流亡的中间状态：“你的身子是我的，又不是我的，是党的财产。”

部分巴人著作手稿
图片致谢宁波档案

阅读身子也是巴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了解本地社会的方法，毕竟身子是饱满、诚实的符码文本，骗不得人，何况巴人在山芭里遇到的人，都往往从事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无论男性女性，他总是细心观察着人们的身体，有意思的是，这种观察往往是不自觉的高度性别化、性化和种族化的。和很多殖民画家类似，巴人也注意到了穿着纱笼露出肩膀和坚实乳房形状的女性、在热带森林里冲凉的马来女性，“她有两眼如梦似的瞧人的马来女人的风情”，放荡的女性和压倒一切的欲望联系在一起，因此道德是不重要的，支配社会的是“生理的自然律”。但他对男性身体的理解却带着强烈的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如生病的爪哇农民那威“瘦肉伶仃”，任生岳父的生命“是一堆浓重的黑色的影子。他那疲劳的鼾声，简直是对世界的控诉。”

作为一个生活经验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万花筒般的殖民地里理解阶级和种族时难免有其根本局限——中国文明的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自怜，偶然蹦出纸页，让人哭笑不得，但这不妨碍其真诚，幼稚的发问总好过无知的傲慢。无论飘零至何等荒僻的角落，甚至是《在泗拉巴耶村》的“红屁股猴子的王国”，“猴子比人多几十倍”的地方，他也总是打起精神，兴致勃勃地观察着离他最近的社会，并在这其中寻找政治行动的机会。行动的历史机遇不常有，但从日常的“附近”中吸取政治动力和同盟，巴人绝对是高手。每篇散记中，都有一或两个农民是他重要的对话者，操着破碎的马来话，要他们“谈谈经历”，他则忠诚地一句不落地记录。有极其沉默的广西农民任生，用尽力气也无法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也有被“卖猪仔”到印尼来的华人，未婚未育，死前苦求个过继的儿子能给他烧纸（《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有从爪哇迁移到苏门答腊，咬紧牙关做满种植园的契约后，在种植园边缘的村子里和本地女人扎下根来（《邻人们》），有北苏门答腊的马达人（batak），在荷兰人的种植园吞掉他们的土地后，不得不给种植园打工（《在泗拉巴耶村》）。之前主要从书里学习阶级仇恨的巴人，从他们的故事里，与之共哭笑，也产生了阶级和种族仇恨的具身经验。但经验的转移不是一帆风顺的，“农人的爱与诗人的爱，现实的爱与幻想的爱，是像月亮与太阳，永不能会面的”（《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每当听到被剥夺至一无所有的故事，或是支付一部分钱，租下菜园而使农人无家可归时，巴人经常发怔，这也是我最喜欢此书的部分，“我们何尝不是一个掠夺者呢？”“这种人道主义的实质，是掠夺者变形的说教？”他不间断地反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鸿沟，以严酷的革命对准自身，却也永远温情地注视和祝福这些“可怜又可爱的人”。

注释
[1] Ann Stoler, Capitalism and Confrontation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 1870-1979

本文作者对方是“玻璃屋”的发起人之一。“玻璃屋”（Rumah Kaca）是一个专注于东南亚文学与思想的出版计划，希望传承久已失落的亚非文学运动精神，倡导直接翻译，共同阅读，期待在不同的地区和朋友合作，一起将种子抛向风中。

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节选）

巴人

 
在有一次旅行里，我赞叹过我们这民族的坚强性格。这性格，像一粒松子，即使落在岩缝里，它还是要吸住土壤，抽出芽来，“生根下去，扩大土壤，长大了，苍茂起来！

我因之说，我们民族，是着地生根的民族。

一个老南洋也许习惯了，不会觉得，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流落在南洋的我，却不得不惊奇这一现象：为什么在别一民族土地上，有到处生根的我们民族的同胞？不论你在荒江冷湾之间，不论你在深山大泽之中，你总可以碰到这天外飘来的种子，我们民族同胞，在那里卓然生长着。

一九四二年三月底，我们流亡在苏门答腊省廖州的一个小岛上。这小岛的县治市区，叫做萨拉班让（Selat Panjang），印尼语里这名字的意思就是“长海峡”，因为这小岛是遮揽在孟加丽斯海外，一条长长的海峡的一边。这时候，距星洲沦陷将有一个多月了，苏门答腊省治棉兰（Medan），听说已有日军登陆了。一个知道我姓名的朋友通知我；住在萨拉班让市区里不大好，应该找一个山芭①吧。我和老丫（一个诗人）②作了几次详谈，要求他跟我们同住。我们既不会说福建话，又不会说广东话；平时是被这里华侨叫做普通人的，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普通人在南洋华侨社会中是一种新奇人物。没有一个同侨，敢于收留我们。你要假充戚属，藉以避免日军上陆后可能袭来的不幸吗？但你不能和主人说同样的话，怎么办？老丫本在福建同乡家寄居，房东即使知道他是一个文人，却也无所谓的。而我们住到山芭去，如果没有他做通译，那将无法生活了。

……

关于任生父子在这块土地上创建家业的经过，在我四个月居住日子里，渐渐明白了一个大概。我就先来作一次速写吧。

据说，任生父亲，是一个体格强壮，魁梧，精力饱满的农人。人们常常赞美他：一条臂膀可以擎住半个天。两条腿子用力踏，地面就会开裂，情愿贡献它一切富藏。也因为他有这份精力，增强了他一种顽强的自信。他自信在这天地间，他可以独往独来，任从自己的欢喜做去。显然的，命运并不能如他的愿。在祖国广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常把自己比做一匹蚂蝗，如果他一旦有像人腿肚样肥的土地，他是敢于一口吸住不放，非把地中所有的血吸尽不可的。人们总说，华侨流南洋，无非为的找吃的，这话不错。但有不少人，在灵魂深处，却要一块土地。这不是中国人口太多，土地太小，而是土地不属于象任生父亲那样的人所有。他曾在自己故乡，凭自己力量，活过三十七、八年。但生活毫无起色，两个孩子却大了。有了长大的孩子，就多了一份过剩力量。他原有土地，本够耗费自己力量一半。另一半力量，他有些年耗费在租来的土地上，有些年又耗费在别人招雇的工作上。他有多方面工作能力，不仅一切农事，都一手来得；他还能做粗糙的木工，做房子和家庭日用品。但这块中国土壤不让他生命之树萌发滋长。而两份劳动人手的多余，又成为他苦重的负担。

他常听到乡人传播说，在南洋，有广大的生活出路。他一夜间，发了一个雄心，他筹募了一些盘费，去到新加坡。他起初寄宿在一个同乡家里，做闲工。吃住凭着主人，做工不算钱。这是华侨社会中一种特殊制度。借用印尼语专门名词，叫做“拢帮”(numpang)①。凡是中国到来的新客，总会有同乡收容你，给你住和吃，但得为他做不固定的帮工，直等你有了工作为止。这自然是乡情恩赐，但吸去了你无偿的劳动。任生父亲寄宿在他同乡一处小树胶园里。此人在新加坡也有一家商店。他在树胶园做帮工时候，约略明白马来亚华侨购买土地情况。但地价高，缺少资本的人，总到对海峡荷属廖岛（Riau Island）境内去。在那里，土地不能自由购买；但可从当地村长那里租到。人少土地多；租价并不过高；没有争夺土地的危险。在那里，正有不少华侨开板廊，租下古树丛生的地头。砍倒来，剖板，或削成木头，运出海去。还有开硕莪厂的。硕莪野生在海边，砍下搓成屑，用水淘洗，沉淀，便成为好粉料，这就是“西谷”米的制粉。这些工程，都不需大本钱。劳力就是本钱。问题看你如何组织劳动力。他知道这一切，觉得自己有用武之地了。他和同乡商定，借笔小本钱。那同乡原在萨拉班让也有一家土产店，专收当地土产，运到新加坡来发卖的。他在任生父亲算盘上，加上自己的算子，同意帮助他。“你要本钱呢，就在那土产店支着吧。”这同乡说。任生父亲去到那里探险了。这就选定松芽生比这块土地。他捎信回老家，要任生全家到南洋：“乡下土地房屋卖了吧，有份本钱，好在这里押一注赌！我不稀罕老家，唐山不是人住的，这里容易弄到土地哩。”他在信里写下这意思。但生活的命运，在祖国和这里，有个共同点，他可不曾看得清。在祖国，他是自耕农又是雇农，一身而两任。在这里，作算土地租下来，在一定的十五年内算是你自己的。但这笔租金里，却有另外的一份：同乡的借贷。他如同在“两合”公司下，自己来下手耕种：他没有想到年运不济时，这一份无形的借金，却能侵吞他有形的土地。

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任生十七岁，弟弟十五岁，还有一个老娘，一同到这块新国土来了。任生父亲也看出这里种地的，不为打算自己吃，只打算出息，‘好在市场上挣些活钱来。在这里，官家也不要人种稻粮；种树胶、槟榔或者什么出口货，才合官家意思。事实上，官家有他好本领，米从暹逻、缅甸来，价格低廉，犯不着这里少数人力去耕种。官家国度虽不同，利益却可同打在一面算盘上：压低暹逻、缅甸、越南种稻农民的生活，生活得比奴隶还不如，就有大米粮出口；这里的人有贱米可吃，自然敢于把劳力牺牲在出口货种植上。官家这样做，既可分润暹逻，越南、缅甸农民一份血汗，米进口，又可抽税，有人种输出品，国际市场可套取外汇，这不但两得其利，而且是三面并进了。任生父亲自然也依照这样生活方式活下来。他种些蔬菜，供自己食用；搭茅屋，供自己住；烧新芭，垦荒土，种树胶和槟榔。他日常生活费用的流转，靠树胶和槟榔是不济事的。他就另分人手，制造硕莪，养猪，开始用手工制造硕莪。现做现卖，自己也偶然吃一点，硕莪渣，好喂猪。历年赔贴些小本，把生活挨过，一个希望的王国全寄在树胶和槟榔上。他以为这些东西收成了，子孙衣食，便有着落。但这一份历年赔贴的小本，还须向同乡商号支借。等到树胶槟榔好收成，任生家外表兴盛了，任生父亲又把硕莪厂扩大，引进了机器；人手不够，任生父亲写信去老家，投靠他的除阿叔外，还有多人。都是净光身汉子，这正好。大家混着吃和做，算做一家人。他还雇上个阿根帮硕莪厂做工。几年前，他又造了这一所新房子，但也不费大本钱。从新加坡，邀来同乡做木匠，画样，设计。任生父亲和任生都帮着剖板，削柱，打桩，平地基。这木匠就是任生岳父，那个小老人。真是财来运转，在这一次砌新屋中，任生父亲和木匠两个老人谈上了，就结成了儿女亲家。

任生父亲觉得自己有两份用不尽的财富：这便是自己一家人力气和有生之日的时间。他在树胶槟榔种上后，时间匀出来了，就来磨硕莪。他到树胶槟榔好收成了，就请故乡闲置的劳力，来补缺，磨硕莪，自己收割树胶和槟榔。收割树胶槟榔后，有剩余时间，他叫同乡木匠来建造房子。这二份财富，交互使用，说他是完全为子孙立业，也不是，他还有一份工作中享乐的意义。将劳力和时间，适当地结合起来，人有活动天地了，这就是他的享乐。在他是，没工做，便不算是人。他常说：“做人闲不得，一闲就会病。还不如死掉好。”

但有两种命运压着他，他并不知道。资本的移行，就像一个中年人，头发从花白变为灰白一般。开头几年上，借小本，补生活的小缺口，但由少积多，再合上当初租钱一份借金，分量就重了。等到树胶好收割了，市价并不见得好，只好把他劳力的成果贱卖了。幸而，在老远的国度里，出了一个大魔王，要屠杀世界人类，战争展开了。胶价上涨，这才救了他。在一九三四年前后，这虽是世界经济长期萧条时期，但他的出产品，却有相当的出路；他马上感到手头有点活动了。他几年内讨进二房媳妇，也解除了大部分债务的束缚。三种生产品，再加上猪的出息：在一个不打算在金钱上享乐自己的他，确实觉得自己一身轻，工作也更起劲了。可是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给他一下闷棍。希特勒闷棍打在波兰人民身上，却痛在他脊梁上。首先是槟榔没销路。据任生说，槟榔畅销德国的，当染色材料最好。现在“此路不通”！其次硕莪也滞销。树胶还有美国人大量收买。但新加坡西人树胶公会控制了价钱。像他那么一点点生产品，大都经过土产商好几手，抛给他的价值，已经不多了，这一来，可叫他受不住。而且，两个儿子结婚时，又背上一些新债务，从城市头家借钱来，早把自己未来出产品作抵押，却偏逢抵押品不值钱。这样，情形就像瀑布下泻，再也阻不住；槟榔不采摘，任它自己下地，硕莪停了磨，厂屋也倒了。树胶园抵押去一大半；只有屋后一小块，还留给自己，系住个希望。而更不幸的是，一九四一年四月间小儿子——任生的弟弟，又自己把自己砍死了！这老人家开始叹息：流年不利，命运不好，地理风水完结了。但他依然相信：自己力量还能打得出一个新天地。他要重新再开头。他在那年下半年，到萨拉班让的正后面，另一边海岸相近处，叫做黄泥岗的那地方，开辟新芭去了。他和任生分了家，他带了自己老女人和寡媳妇；外加二个拢帮同乡工人。而任生便做了这山芭的主人。任生在这些年来，好像看到一种力量，威胁着他们生活：不论怎样少吃俭用，勤工俭作，还是打退不了这力量的压迫。你说它就是命运，他也承认是的，但如果你不做什么大工作，有时还抽抽鸦片，散散心，提提神，那份压迫他的力量，也不见得更厉害。这叫他发现一个生活的规律：爱做不做做一点，半死不活拖下去，倒有点喘气的机会。几年前，他就跟包超有联络，做私酒出卖，混得一口饭吃。而这工作又多轻便简易。这便使他什么也不管，连养猪也只装个样子。父亲分出去，另打新天地，对他倒是更自由也更自在了。

这一切过程，就是展在我们眼前任生家那份荒凉的原因，任生家兴败的简史。

“人是不必活得太认真的。”有一次，任生对我这么说：“像阿高，那家伙，一个钱要争得眼红。别说他用石棺材也装不去，就是说在他自己这一生，不会有挨苦叫穷的日子，我可不相信。钱，这东西，你说它没有脚，它可最爱串门子。自然咯，市镇上，大城市里，门面总比咱们住山芭的好得多。钱，这怪东西，是爱热闹的，总要串门子串到洋楼大厦去。我爹想不清，以为土地里会掘出黄金，没有的事。我觉得，钱既然有脚会跑路，我就想出一个方法来：半路里，一碰上它，就捉住它，放进袋里。但它会遁走的，不好多留住，赶快派用场，让它走路，去串门子吧。我也使用过它了。有人说，我家是我抽大烟抽败的，我不相信。我不抽大烟，我家不见得就会再兴盛。我是有钱就抽，没钱就不抽。地产押出去，是因为它不得不押出去。这能怪我什么呢？”
这是他的人生观。是从他生活经验中得来，而这又转变为他生活方式的一种注解。剖开这话的核心，有一份比椰水还冷的冰冷味。

注释：
① 小乡村
② 即诗人杨骚（1900 –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