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说，“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史中，似乎没有什么可与耶稣会17世纪来到中国这件事相比的了。”然而，西方学者的观点在中国依旧不能算是一个历史常识，即便在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确有过关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 1610）的只言片语（相反地，中国的学术界对于利玛窦的兴趣却日益浓厚），但与中国在近现代持续遭受的西方列强侵略相比，前者在教科书中的“惊鸿一瞥”竟也有几分形而上学式的优雅。

而最近的“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 这个以纪念利玛窦去世400周年为名义的巡回展览（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在表述上也并未超越教科书的尺度：饶有趣味地介绍利玛窦的生平与经历，用丰富的历史实物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却又谨慎地抑制住我们“不必要”的历史联想。或许，这也是其作为意大利与中国两国政府之间庆祝建交40周年及意大利文化年的文化项目之一，双方所达成的某种政治上的共识。展览中的利玛窦不再只是一位旨在重振罗马教廷声威的耶稣会的传教士，而是被重新定义成一个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正如展览标题所明示的那样。展览一面强调利玛窦的行为策略的美学意义，而另一面则相应地削弱其始终持有的宗教目的，这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诠释模式，积极地响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

于是，展览中由中、意两国多个博物馆与图书机构提供的100余件器物，可以让我们知道利玛窦在16世纪（文艺复兴后期）的耶稣会接受到的系统的、开明的人文教育与时代思想，却对耶稣会的宗教背景与历史成因只字未提；可以让我们清楚利玛窦从葡萄牙到中国的航海线路的每一站，却对利玛窦身处的大航海时代伴随的地理大发现、海上霸权的争夺与殖民侵略语焉不详；可以让我们记住利玛窦为开启传教之门而变西文姓名为中文姓名、专门为学习中文编著的词典、翻译儒家经典改穿儒服、结交明朝士大夫阶层等等“适应政策”，却彻底地回避了欧洲内部对于“中西文明礼仪之争”，最终导致传教活动在清康熙时期被禁止的史实；可以让我们正视利玛窦在徐光启等人协助下在中国传播西方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历史功绩，却没有交待为什么此后中国科技逐渐滞后的原因……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一直都是结伴而行的，而利玛窦无疑是那个为这对矛盾在中西方之间真正埋下伏笔的人。

对于一位明白“以史为鉴”的国人来说，利玛窦的重要绝非是因为他个人完美的“英雄事迹”——展览着重塑造的那一面，而是会自觉地越过利玛窦，去追问他死后留下的那份“遗产”何以在中国湮灭的原因。假如，你在看展时曾为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觐献的《万国舆图》中没有标注大洋洲而笑话过彼时的无知，那最好也应该想想此刻“有知”的来处，这种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思考其实与时间无关，这才显得尤为重要。      孙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