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末，如果你偶尔走进由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就会发现，中庭里挂着一幅九米见方的大型水墨画，和旁边“中国美术学院”这几个毛主席亲笔题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水墨画的作者是中央美院现任院长潘公凯，画面上是若干柔弱的荷花，沿袭其父潘天寿的大写意画风，规模宏大，气势非凡。这幅画是“错构·转念——穿越杜尚”展打头阵的作品，展览的另一个名字叫做“ 潘公凯观念艺术展”。前一个名字中文意蕴丰富，很难翻成英文，间隔符号表明圆点两边的词是对等关系。副标题“穿越杜尚”和“超越杜尚”只差一个字。但更有意思的是，题目直接点明展出的是“观念”作品，在这次艺术家对水墨画罕见的脱离当中，如此的姿态似乎外化和异化了创作者采用的形式，同时展示了中国顶级美术学院院长对何谓“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的理解。

楼上夹层零落放着世博会中国馆的建筑模型，这次中国馆的设计团队由潘公凯坐镇主持。穿过夹层，就进入了主展厅。这是一个挂满宣纸球的梦幻国度，表面凹凸的球体仿佛巨型荔枝。位于中心的“荔枝”做得就像太空舱，里面展现了潘公凯的工作环境。观众从小小的舷窗望去，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台，上面放着一个笔筒、一瓶农夫山泉、一只钉书机和一份美院校刊，办公室椅子上搭着他的运动外套。而从“荔枝”背后的小窗户能看到更多封存在有机玻璃里的作者的日常用品：手机、同事的便条、眼镜、回形针、心脏病药。这是一种富有揭示性的自我意识的升华：我们可以想象，潘公凯把自己想成了一个水墨太空人，居住在一个由自己搭建的，飘浮在“央美”校园以及中国艺术教育系统上空的形而上的空间。如果光看作品这一点还不很明显，但只要进入下一个展厅事情就一目了然了，这间展厅用一系列拼贴照片图解了“制作之路”，满眼是各种领导下乡的快照。

美术馆顶层的内容同样精彩。一系列迷宫般的文字展板阐述了由潘公凯组织、目前仍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中提出的若干论点，比如“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都是中国现代艺术自觉做出的选择。”潘公凯的这条“路”重述了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感知力是如何逐步成形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追赶（西方）故事的终点。而中西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大众主义”（意即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写实主义）在其中起到的建设性作用则被放入神坛，俨然党史叙述里的艺术专版。虽然展板放在美术馆顶层，有点儿被束之高阁的意思，但不要忘了，很多国际名流，包括5月来参加第二届“中际论坛”的斯拉沃热·齐泽克，都曾被带到这里参观。可以想见，他们当中有些人会认为这些陈旧的公式间接反映了中国话语的整体状况。

当然，父辈最纠结的问题是我们的起点，而让我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在下一代看来又变得稀松平常。尽管如此，“东-西”转换的问题百年不倒，远远超出了它的保质期限，其危害性放到一个去中心的信息文化里就更显巨大，毕竟这个文化里的人只能得到他们所看到的，也只能看到他们所想要的。我们只好希望中央美院的学生们能够凭直觉明白这一点，以免他们陷入一场已经进行多年的本质主义的讨论，而这场讨论就像封存在有机玻璃中的心脏病药一样，其实早就过了它的保质期。     艾格林